三、文化心理的折光镜
　　文化心理主要是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体验和认知，它涉及感知、想象、情感和理解等因素。姓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表层不过是用语言文字所表征的区别性符号，可以视听阅读，人们叫什么名字，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其深层则隐含着民族文化心理，是古老的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悠久中华文明物态化的结晶体，在命名方式上也反映出我们民族在心理结构、性格特征、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通过对一个个姓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的体会、对生命力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企慕是如何被缩微在这样一个精巧玲珑的符号中。英国诗人勃莱克有诗云：“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华兹华斯在《不朽的形象》中亦说：“我看最低微的鲜花都有思想，但深藏在眼泪达不到的地方。”这虽是西方人的诗句，但却表现的是纯粹地道的中国文化精神：瞬刻中看到永恒，刹那间即成终古，在一花一鸟、一丘一壑中发现了无限，于观赏自然中获得一种审美解悟。我们对古代姓名的把玩观赏，也是试图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透过偶然发现必然，根据特殊寻找普遍，从汗牛充栋且零散破碎的姓名史料中，还原出中国文化勃发的生命力和怡然自足的世界。
　　实际上，姓名中所体现的原始意识、伦理精神、世俗情感和物质欲望，在前几章中，笔者已提到不少，只不过限于体例，有些零星破碎。比如避讳小名、生男诡称生女、以不洁污秽之物给小孩取恶名和贱名等，就体现出古代社会的人们对概念和所指事物的幼稚而混乱的认识，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和敬畏。如果说，这还不过是一种权宜的消极预防的话，那么，卜名、借名、寄名、偷名、撞名等习俗心理的形成和历久不衰，则反映出人们试图用法术的神奇力量来战胜邪恶的愿望，是一种积极的防范和抵御。
　　前现代社会，帝王因厌恶憎恨经常给那些乱臣贼子们改姓更名。如武则天曾令与她争宠夺权的王皇后改姓蟒，萧淑妃改姓枭，又杀自己的侄儿武惟良、武怀运，并改姓蝮氏。因“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所以唐肃宗李亨由对安禄山憎恨转而扩展到对“安”字也厌恶，认为有害天下，故将许多带“安”字的地名改为他名。据史学家陈垣《史讳举例》的不完全统计，有三十多处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将安定改保定、安化改顺化、安康改汉阴、保安改保宁、遂安改晋康……
　　行刑时将被处决的囚犯的名字颠倒写，并用朱笔打上大大的叉号，实际上也是基于对姓名法术崇拜的心理。至于龙颜大悦，给宠臣们赐姓和赐名，则是这种心理的逆向引申。既然仇恨和憎恶的意念能通过对名字的作用传导出来，那么，喜悦和嘉奖也能通过名字将浩荡的皇恩像兴奋剂一样注射给受施者，使他们永远感激涕零，每饭不忘君国。
　　这种在现代人看来近乎可笑滑稽的行动背后，却反映出古人严肃而冷峻的态度，他们不是把名字看成一个随意性符号，而是视为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犹如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一样，姓名也是祖先和父母赐给的，是一个人肌体和官能的一部分，任何对姓名的态度（比如祝祷和施术），都能对该人的肉体和精神发生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是将姓名当作人的生命的表象、灵魂的显影。有关姓名巫蛊、姓名释读、姓名语谶、姓名算命等许多迷信，也可以缘此而得到一个理性的解释。
　　通过对姓名的研究，还可以反观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所谓民族心理结构，实际上是指该民族在主体方面的内在规定性，指虽然经历阶级、社会、时代的种种变迁，民族文化心理上所保有的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中国人的心理具有封闭内向的结构特征，“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中正不偏，“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注重内省思过、节制持中的特点，所谓的安贫乐道，取义成仁、以理节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等都是这种结构的产物。我们如果随便拿起一本人名辞典，就可以看到一长串带有这类色彩的名字，诸如守仁、静仁、广仁、仁贵、和贵、中和、乃和、聚和、中正、中平、执中等，比比皆是。这些词本是表征儒家思想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其中充满伦理精神，是对世界差等秩序的富有实践理性色彩的概括，它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心理。有意味的是，这些深奥的抽象概念能在文化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由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作为生命表象的徽章和生活理想的标志，这不正说明这种心理结构的超常稳定、坚而不摧吗？
　　姓名中还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现代心理学认为，所谓性格是指表现在主体上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一般说来，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体系，二是与这种态度相适应的惯常行为方式。性格特征就是前一种态度体系的“稳定性”与后一种惯常行为方式的“习惯性”的综合。这种心理特征不仅表现在个体身上，而且也表现在某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群体身上。
　　中华民族的性格，从总体上讲是内向克制，含蓄缄默，坚韧不拔，自强不息，重人伦，法自然，主中庸，尚情谊，崇德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