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宋代理学家张载曾说：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谭嗣同认为：“谱牒，又宗法所赖以不终坠也。王者封建、井田、学校、财赋、礼乐、政刑，事神理人，萃天下之涣，纲天下之目，一以宗法为率，宗法又一寄于谱牒。”“王者封建诸政，必依乎宗法，非宗法依封建。封建可废，宗法不可废。宗法者，王政之精微而博大，又易易者也，非繁重迂缓之类也。”“谱学绝，宗法亡，于是有大宗无后，或有后而不详于谱，一族遂莫知所宗。”宗法与谱牒是维系古代制度的两根精神支柱，但这两根支柱又都是植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姓氏。可见，姓氏的研究，对理解整个古代社会大厦都至为关键。
　　分封制则是指嫡长子之外的子孙被封到各地建立国、邑，所以也称封建制。它是分支宗族在新城邑中的建立，换句话说，是同姓氏族势力向各地的辐射。当然，后来的分封也有异姓贵族。《左传·隐公八年》中所说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就是指分封。《左传·定公四年》中还叙述了武王克商之后的分封情景：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青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从以上这两条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周天子将他的亲属或大臣封到外地去建立他自己的城邑时，至少要赐予：他原来氏族的姓；用以标志新的政治单位的氏名；土地；人民；典章制度。
　　可见姓是分封的依据，而氏是分封后的产物，它们是分封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姓氏不仅对各国的起源，而且对各种政治军事联盟的地域分布也起着重大的作用。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中，对春秋时代的列国分布及来源做过如下阐述：

　　《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而会盟征伐，章章可纪者，约十四君：鲁、卫、齐、晋、宋、郑、陈、蔡、曹、许、秦、楚、吴、越。其子男附庸之属，则悉索币赋，以供大国之命者也……又有九州夷裔，则参错于列国间者也……

　　这里所述共有十四个大国和一百多个小国，这些国家，都是以姓氏为磁力场，聚族分布。虽然这种分布在后来人口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始终占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边远地区的一些山乡，仍然遗留着这种痕迹。在许多边远山区，行政区就是以姓氏的不同划分出来的自然村落，人们聚族而居，其中长辈晚辈之分秩序井然，每个成员的来龙去脉，对别人都不是什么秘密。在一些地名上也还残留着这样的痕迹，如祝家庄、姜家寨、苗家湾、贺家堡等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