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我讲剖开的土层。
　　第1层：现代耕土层，厚15~30厘米。
　　第2层：灰黑色土，厚10~35厘米。这一层属于史前堆积，含有陶片和兽骨。并有细石器、骨器出土。中有灰坑，其中含有烧结土块、石块及灰土，并有少量陶片和兽骨。
　　第3层：黄褐色土，厚20~40厘米，时间更加久远，夹杂有木炭及烧结土颗粒，文化遗物少见。说明，最早期的古人类处于蒙昧，会用火，但鲜少创造。
　　第3层以下为生土。也就是说，那些土层累积时，古人类还没有到来。
　　分布于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古人类，都在其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不约而同地发明了陶。那是人类智慧初开时，最石破天惊的创造。把一捧黏土，和水，抟而成形，再用火煅烧，使之成为中空的坚固器具。用于盛装粮食和液体的水，甚至还有最初的酒浆。
　　这是人类首次创造出了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这是天雨花，鬼夜哭，兽远循的伟大时刻。从此，人就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创造一个新世界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陶器最初的出现作过这样的推测：“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这段译文不够晓畅，但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古人类先是把和了水的黏土涂抹在一些树枝之类编织物表面。比如墙上的一片篱笆，或者是柔韧的茅草编织一个可以盛放野果的容器。他们发现，糊上泥土后器物竟然更加坚固紧密。某一天，将泥糊的东西不经意放入火中时，发现其变得更加坚固了。某一天，这一现象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某一个先民浑沌的脑海，将其照亮。这人发现，可以用水和了黏土，捏塑出以前没有，但人却需要的某种容器的形状。再用火，高温的火使之煅烧成器。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也有与恩格斯类似的说法：“人们将黏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用黏土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
　　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在其进化的历程中，将其创造出来。可能是互相影响，更可能是不约而同的独立创造。在宗日，出土的陶器便将这两个特点都充分体现出来。既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更有属于宗日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
　　再讲灰坑。
　　宗日遗址的灰坑大致可分三类。
　　一种是筒状灰坑，平面呈圆形，直壁，平底。开口于第2层下。
　　一种是袋状灰坑，平面呈圆形，壁斜外伸使灰坑呈口小底大的袋状，平底。开口也在第2层下。
　　这两类灰坑竖壁光滑，底面平整，推测是烧制陶器的窑穴。
　　还有一种形状不规则的灰坑，面积较大，坑底凹凸不平。推测是倾倒生活垃圾的地方。这些灰坑中填有灰土、烧结土块及石块，富含陶片、兽骨、石器、骨器等物。
　　而居所遗迹就在我面前。地面部分当然已荡然无存，仅存柱洞。柱洞小者直径约20厘米，残深约40厘米；大者直径60厘米、深120厘米，底下以大石块作柱础。
　　宗日遗址于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起初命名为兔儿滩遗址。以后，经过多次发掘，发现遗址分布范围远远超过原先普查所划定的范围，遂将黄河北岸，在班多、团结、卡力岗三个行政村陆续发现的遗址合并，更名为宗日遗址。其中发现的石器、陶器、玉器和骨器，代表了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新的文化类型，在青藏高原史前文化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宗日遗址还发现过祭祀遗迹。
　　其一是墓上祭祀，墓葬上的地面有烧结土、草木灰、石块、陶片、兽骨等，这是针对单个墓葬的祭祀所留下的遗迹。
　　其二是祭祀坑，散布在墓地边缘，十多个相邻，坑多呈圆形，直径80厘米，深30厘米左右，壁和底有烧烤痕迹，填以炭灰、陶片、兽骨和石块，这应是针对许多墓葬进行祭祀所留下的遗迹。
　　除了在发掘现场所见的这一处墓葬，遗址上还有集中的墓葬区，位于遗址的东二台地上。那里墓葬分布较集中，排列有序，墓穴多为西北—东南向。墓穴开挖较深，到了生土层下。至2020年，共清理出墓葬15座，其中14座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宗日文化，另1座却属于后起的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
　　历经数十年的陆续发掘，宗日遗址出土了大量彩陶、磨制穿孔石刀、双刃骨梗刀、墨绘人像骨片、绿松石饰物等。
　　宗日遗址陶器从质地上分，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85豫左右。所谓夹砂，顾名思义，就是在制作陶器时，往陶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砂粒。这样做能使陶器耐受高温。陶胎含砂能提高陶器耐热急变的性能，不但能在高温焙烧时不变形，制成的陶器再次受热也不碎裂，可作为炊器使用，用来烹煮食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