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来姓氏学的主要贡献是对于姓氏起源的探讨和考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共收入唐代宰相三百六十多人，凡九十八姓的世系，虽重点不在姓名，但对于姓名研究意义重大，此外还有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苏洵的《苏氏族谱》、王安石的《许氏世谱》、司马光的《宗室世表》《编古命氏》《五声类氏族》、徐药的《姓氏源流考》、钱明逸的《熙宁姓纂》、黄邦俊的《群史姓纂韵》、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郑樵的《通志·氏族略》，明代有陈湘的《姓林》、夏树芳的《奇姓通》、陈士元的《姓觽》、李日华的《姓氏谱纂》、凌迪知的《万姓统谱》，清代有陈廷炜的《姓氏考略》、黄本骥的《姓氏解纷》、张澍的《姓氏寻源》，近人罗振玉的《元和姓纂校勘记》、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等成果，其中尤以张澍的《姓氏寻源》和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功力最深，发现颇多。岑著至今仍为治隋唐史学者必备的参考书。
　　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百家姓》，最早是由北宋初年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一个儒师所编撰的蒙学识字课本，全书将常见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流畅顺口，非常便于诵读和记忆，因此，几百年来流传极为广远。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陆放翁诗曰：‘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今乡村小儿所读《百家姓》一书，盖犹宋人所习。”现在年龄稍长者，只要进过私塾或村学，也都能背诵它。人们通常以为《百家姓》只收一百个姓，其实不然。最早的《百家姓》版本收有四百一十一个姓，后来经过明、清学人的增补，现流行的版本共收五百零三个姓，其中单姓四百四十二个，复姓六十一个。这些姓氏现在大部分仍常用，少部分罕见，极个别的姓氏已经消失。
　　《百家姓》前四个字“赵、钱、孙、李”也是有讲究的。首列赵氏，是因宋朝皇帝姓赵，把本朝皇帝的姓氏排列在首位，表示“ 尊国姓也”。次列钱氏，则因为编纂者是钱塘人，故将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姓氏排列其次，以示不忘故国之意。以下“孙李”，到“周、吴、郑、王”都是后妃之姓。这样的排列次序，恰好反映了宋朝初年几大家族权力重新分配的实际情况。
　　《百家姓》还出现过不少改编本。改编的原因与目的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明、清统治者不愿让“赵”字打头。如《皇明千家姓》，明吴沈、刘仲质编，共收一千九百六十八姓，改用“朱”字开头，仍旧用四言韵语。开头几句是：“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御制百家姓》，号称康熙编，则改用“孔”字打头，继以“孟”字，然后是孔门弟子之姓。第二种意见认为《百家姓》字太少，应当扩充。如清人崔冕编有《千家姓文》。第三种意见认为旧本《百家姓》没有文义，应该重编，使每句都贯通为文句，具有意思。如明末黄周星所编《百家姓新笺》，在作者自序中批评旧本说：“阙漏殊多，单姓名商、岳、涂、来，复姓如左丘、叔孙、鲜于、胡毋之类，指不胜屈。且杂乱无文，于义奚取!”故他重编一本，开头几句是：“尚慕隆古，胥仰盛王。万方宏赖，怀葛虞唐，农牧施惠，熊夔司常，胡越全暨，家国寿昌。”不仅将常用姓氏全收入，而且字面自成文义，很有特点。但各种改编本都没有能将旧本取而代之。旧本《百家姓》除了在汉民族地区流行外，还产生了《蒙古字母百家姓》和《女真字母百家姓》，流行在兄弟民族地区。
　　在姓氏研究过程中，前人多注意探寻各个姓氏产生的原因和时代，沿波逐源，溯其初祖，使后人能知其姓之所出，找到自己精神的归宿和家族的文化之根。其次，多罗列各姓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名人，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特殊建树者，都被录存，使后代子孙能知先贤之功业，不致数典忘祖。更重要的是，前人的研究著作，特别是明清以来一些学者的考证求索，使我们发现，中国各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风俗特征，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中原汉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就是在姓氏上，也与汉民族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至于名字的研究，起步比姓氏晚。晚唐的陆龟蒙曾集秦至南北朝时古人的小名，撰《小名录》，宋代的陈思、明代的沈宏祖又有《续录》《补录》，对乳名做了较细致的研究。
　　清代乾嘉学派宗师、高邮王引之运用考据学的实证方法，研究先秦人物命名的特点和规律，写成一部《春秋名字解诂》（见《经义述闻》卷二十二、二十三），共从《春秋》经传中辑得二百八十五条有关名字的材料，详加叙述，并从中归纳出“五体六例”。所谓的“五体”，是指春秋时命名的五种方法，分别是同训、对文、连类、指实、辨物；“六例”是命名的几种变体和附类，分别是通作、辨讹、合声、转语、发声、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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