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以出生地命名，可以帮助我们考索他的籍贯。如西汉时曾任大农丞的东郭咸阳，就是因生于咸阳而得名。又据《后汉书·赵岐列传》载：“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章怀太子李贤注曰：以其祖为御史，故生于台也），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晋书·石崇传》：“崇字季伦，生于青州（古齐地），故小名齐奴。”现代人名中的京生、津生、海生、杭生等等，一望即知是以出生地命名的。
　　4.姓名与文献学
　　中国的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早期的都是抄写，五代宋元以来才有了刻本，所以有不少脱衍讹误现象，虽经历代的博雅之士不断校订，可校书如扫落叶，旧疑未除而新残又生，给古籍阅读和学术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古籍讹误脱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名字，有些问题存疑上千年仍为悬案。
　　笔者以为，通过古人命名方式和名字意义间的联系，可以为训诂学和校勘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对于这个方法，古人早已注意到了。《焦氏笔乘》卷四中说：“ 新安吴敬甫，博雅士也，精意字学。所著有《六书正义》十二卷。一日，余与论古人名有传讹者，即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隐君名，《书》《传》一为‘先’，一为‘光’。即字‘ 孝然’，知其为‘光’。范冉一作‘ 丹’，即字‘史云’，知其为‘冉’无疑。敬甫深然之，因略举数人，如蔡雍，少为顾雍所爱，顾以其名与之。《诗》：‘雍雍喈喈’，因字伯喈，今作邕者，非。谢朓，字玄晖，知从月不从目，其兄名朏，可以类推。王简栖，作《头陀寺碑》者，杨用修辨其名为屮，音彻，不为巾，亦非也。《说文》：‘竹，从两个。个，竹枝也，一作箇。’据字简栖，知其为个耳，巾与个，篆相似而误。 ”
　　古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字则展名取同义”，说明名与字在词义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时字就是用同义词对名的转述和解释。考订古籍，就可以利用这种联系进行研究，去伪存真。例如晚唐诗人、《香奁集》的作者韩偓，其字或作致光（两《唐书》本传），或作致尧（《唐诗纪事》），或作致元（《苕溪渔隐丛话》），歧见纷出，莫衷一是。有研究者以刘向《列仙传》称“偓佺，尧时仙人，尧从而问道”推断当以“致尧”为是。从命名学角度来考察，确实有道理。另外，《碧鸡漫志》的作者王灼，其字或作海叔，或作晦叔，究竟何者为是呢？根据名字对文反训的原理，笔者以为作“晦叔”有道理。
　　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唐司马贞索隐曰：“《家语》或作‘宠’，又云‘ 砻’。《七十子图》非‘砻’也。按字子石，则‘砻’或非谬。”砻是磨状石，公孙既然字为子石，那么名当作“砻”，司马贞所言极是。《后汉书·刘珍列传》谓刘珍字秋孙，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诸本时有作‘秘孙’者，其人名珍，与‘秘’义相扶。而作‘秋’者多也。”根据“ 字则展名取同义”的原理，笔者以为当作“秘”。
　　利用名与字的关系，不但能校勘古籍，而且能改正古籍中的一些排印错误。例如《魏书·屈遵传》谓屈遵字子皮，《北史·屈遵传》“皮”作“度”。根据名与字的关系来推断，屈遵的名字是取“遵王之度”“遵王之道”的意思，所以作“度”是对的，作“皮”当以草书形近而讹。又同传之中屈遵的孙子垣，字长生，明万历二十五年南京国子监本、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本、清武英殿《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本及《北史》卷二七“垣”作“恒”，《册府元龟》引文“垣”亦作“恒”，百衲本、汲古阁本作“ 垣”，中华书局点校本亦作“垣”，但从名字的关系来考察，当以作“ 恒”为是。又《魏书·元叉传》谓元叉字伯俊，名“叉”疑有误，当作“乂”。《尚书·皋陶谟》：“俊乂在官。”疏：“才德过千为俊，百人为乂。”可知“俊”同乂，都指才能出众之人。1949年前出土的河南元乂墓志，恰好就是作“乂”，而非“叉”。《宋史·杜杲传》中谓“其父讳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有杜颖的墓志铭，其中说：“颖，字清老。”按名作“颖”恐误，因与字“清”不协，当是“颍”字形讹而误。用尧时高士许由闻帝尧召为九州之长，感到被污辱，于是隐居颍水滨，用清水洗耳事。
　　学者们还利用谱牒资料注释考订古籍，如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曾先后引用吴氏谱、羊氏谱、谢氏谱、陈氏谱、王氏谱、孔氏谱、许氏谱、桓氏谱、冯氏谱、殷氏谱、陆氏谱、顾氏谱、庾氏谱、诸葛氏谱、刘氏谱、杨氏谱、贾氏谱、郝氏谱、周氏谱、郄氏谱、韩氏谱、张氏谱、苟氏谱、祖氏谱、阮氏谱、司马氏谱、挚氏世本、表氏世纪等三十多种谱牒资料。郦道元《水经注》在《鲍丘水》篇中引阳氏谱，《淮水》篇引稽氏谱。此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诸注中，也都引用了谱牒资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