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刘建东，生于 1967年 12 月。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文坛“河北四侠”之一。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一座塔》，小说集《情感的刀锋》《丹麦奶糖》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

　　文化艺术报：2024年10月，您当选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当作协主席的感觉怎么样，当作协主席会不会影响您的创作？
　　刘建东：责任的确不一样。我感觉到，肩上的责任会发生转移。我总觉得，自己肩负着两副担子，一副担子是写作的担子，这副担子自从我开始写作便一直存在着，它与我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永远。另一副担子就是文学组织工作者的担子。以前，我是党组成员、驻会副主席，主要的精力也必须侧重于工作，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具体的工作细节中，想着如何做好每一件事，每一件有可能影响全省文学事业的工作。所以，以前这两副担子，是偏沉的，工作的要重一些，而创作方面会向上翘一些，轻一些。如今，我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创作的担子明显地加重，而文学组织工作者的担子会有所减轻。我会把更多的精力向创作上倾斜。所以，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有利于自己的创作的。

　　文化艺术报：您的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从开始写作到获得鲁奖，您用了多长时间？
　　刘建东：三十多年的时间。我是从大学开始学习写作的，我1985年上大学，入学后不久就尝试写作，所以，写作的初始时间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算起。
　　我想，不在于获奖的过程需要多久，而在于，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你是不是从写作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你是不是拥有想要让想法变成文字的冲动与激情；你是不是让写作成为你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进而理解和宽容他人的一个手段；你是不是觉得，写作，已经成为你人生的一种可能。

　　文化艺术报：《无法完成的画像》讲述了一个民间炭精画画师应邀为女孩小卿失踪的母亲画像的过程，经过画师两次的努力，小卿母亲的画像均未能完成，为何会写这样一个革命故事？
 　 刘建东：2021年，我阅读了大量的党史资料，通过弥漫着硝烟的文字，曾经熟悉的那段历史似乎在我的记忆里复活了。我想起少年时经常去的一个地方，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陵园与我家仅有两站地的距离，每年清明时节学校都会组织去瞻仰。曾经，陵园里肃穆的墓园，展馆里一张张青春而庄严的面庞，一个个鲜活的事迹，在我的成长中，产生过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我意识到，它们仍然在我记忆的血液中，不曾离开，于是便有了写作的冲动，而后，与我曾经有过的学炭精粉画的经历相结合，就有了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这篇小说是对历史的敬意，更是对深埋在我记忆深处的情感的呼唤。

　  文化艺术报：有批评家提到您之所以选择“画像”为题材，是因为您学过画画，也正式拜过师傅？
　　刘建东：是的，这篇小说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本来是要写一篇有关画画的小说，因为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看到我在本子上画的《西游记》《岳飞传》上的人物，便给我找了一个老师教我画炭精粉画。炭精粉画是中国的一门传统民间艺术，我小时候见过画师们背着画夹走街串巷，为别人画像。父亲就请过一个画师到家里为我姥姥画像。我学的时间很短，但足以让我爱上绘画这门艺术。我的师傅姓张，他每周都来我家，教我制作画笔，如何做画前的准备工作，如何用笔，如何呈现出立体的效果，如何把一个照片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地画在素描纸上。后来，父亲给我报了一个业余美术班，邯郸市群艺馆办的，一帮热爱美术的人，在沁河以北的一所学校里。一周有一天的晚上，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军绿色的画夹，从南向北，穿过邯郸城，从邯山区到丛台区，去学画画，素描和水粉。有时候，我也到邯郸汽车站和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去画速写，到公园和滏阳河边去画水粉写生。学画的时间其实很短，后来因为要考大学，便中断了。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创作谈中，谈道：“任何艺术都得从细节开始……细节是人物传神的灵魂，细节让历史栩栩如生，让情感波澜壮阔。”一篇好的小说，必须有好的细节支撑？
　　刘建东：细节是文学中的灵魂。我在一篇有关细节的文章中写到，生动感人、独特的细节，是小说中充沛的氧气，能使整部小说健康、生机勃勃，与众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细节都至关重要。没有细节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即使东拼西凑，堆积起文字的山峰，那也只是一堆垃圾山，经不起岁月的考验。不同的细节使小说呈现不同的面貌，细节还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一环，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

　　文化艺术报：“河北四侠”备受瞩目，张楚去了天津，胡学文更是远走南京，“河北四侠”就剩下您和李浩还在河北，可否说说你们四位“大侠”的故事？
　　刘建东：哈哈，看来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我写过一篇胡学文的印象记。那里面充斥着一股情调，那就是对张楚和胡学文出走天津和江苏的感伤。但是就像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到的，人生就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而文学是一种激励，激励一个思想者不断地迁徙，最重要的是精神的迁徙，而地域的迁徙反而成了附属。迁徙也令作家对世界、对生活、对现实的理解更加成熟。所以，一个作家，是不会被一个地域所局限的，身在哪里都不重要，有生活的地方便有文学，只要能把根扎在生活当中，文学之花便会绽放。
　　说说我和他们交往的一点往事。我和李浩认识得最早，大约是1999年，那一年我刚从石家庄炼油厂调到省作协，在《长城》杂志社当编辑，他给我投稿，还寄给我一本他的诗集。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叫李浩的家伙是写诗出身的。事实也是如此，从他的小说中我看到他叙述方面的天赋，他的语言有诗的弹性、诗的延展性，在那个讲究叙述腔调的年代，这样的叙述方式很让我喜欢。因此我们两个惺惺相惜，因为小说的质地及来源，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我们就认识，并成为好友，除了在《长城》发表了他的小说，我还力所能及地向别人推荐他的小说。并推荐他入了河北作协文学院。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与北京作协一起搞的一次活动中，他穿着军装，胖胖的，一看就不是个在武装部天天跑操的人，他可能把更多的精力都用在了思考人类和文学大事，而把跑操这样的人生琐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者干脆就不屑。后来，他调到了沧州文联，然后又调到了省作协，也在《长城》编辑部，那时候我成了副主编。我从《长城》编辑部大办公室里搬出来，他霸占了我的办公地点，在那里练字、看稿子，还干些其他的事。我们交流的时间更多，他天天到我的办公室，不打招呼，推门就进，几乎天天要谈论文学。他斗志昂扬，发誓要写出传世之作。并且批评我不够勤奋。他对标的作家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和后来的拉什迪。我想，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如果连成为大作家的野心都没有，你走得不会太远。
　　又过了几年，我从《长城》杂志社出来，他也离开《长城》去了创作室，然后调到了河北师大，去当一名教授。我觉得李浩在大学里真正找到了他的位置，他是一个喜欢言说的人，是一个喜欢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当然，喜欢表达的是文学方面的内容。他在那里教书育人，教学生们写小说。但是李浩始终没变，他是一个永动的机器，只要世界不停转动，他就在不停地转动，他小说写得少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写评论上，我理解他，正是他喜欢言说的性格，使他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尽其所能发挥的文体，而评论，正是这样一种文体。他在评论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我也是到《长城》编辑部后不久，便认识了张楚。他在唐山滦南，是一个税务员，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和卡夫卡的经历有些相似。只不过，卡夫卡是个保险员。其实都是一样，他们都是在最能接触社会内部的部门工作，共同有着对社会内部细微变化的敏感与思索。张楚的类型是个大孩子，他很豪爽，喜喝酒，擅交朋友。他很容易交往，很容易成为朋友。我算是他早期作品的发现者之一，我在《长城》上发他的小说，也是发表完之后，才在唐山见到他。之后，他每次从唐山来石家庄培训或者学习，都告诉我，我们便约了在外面见个面，喝点小酒。之后他就发表了《曲别针》，入了文学院。我们一起，李浩、学文、张楚，都是文学院的合同制作家，接触得越来越多，相聚得也越来越多。
　　我没有编辑发表过学文的作品。他的责编是我们一个副主编关汝松。所以，早期我们接触并不多，2002年参加《长城》笔会时，我们俩住在一个屋，以后接触才慢慢多起来。那两年，对于他和我而言，可能都比较关键，我发表了长篇小说《全家福》，而他发表了影响很大的《秋风绝唱》。我们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像是野马一样狂奔，那个时候，真是文学的时代啊。文学的前方，好像十分空旷，任你去驰骋。后来他当了省小说艺委会的主任，而艺委会的工作由我当主任的创联部负责。我们时常在一起，讨论艺委会的工作，及全省小说创作及作家。在这个虚设的岗位上，学文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他把小说艺委会运作得井井有条并且引人关注，使我看到了他写作之外的超强的行政能力。
　　最终，不是河北这块土地留不住学文与张楚，而是，不管你身在何处，文学的地域都是没有边界的，越宽广，写作的空间越大。对于我和李浩，又何尝不是呢。

　　文化艺术报：2002年《收获》杂志发表了您的长篇小说《全家福》，那个时期，您三十多岁吧，这部长篇是您对“前三十年生活的总结”？
　　刘建东：是的，那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年我35岁，正值写作的最好年华。当年我说过，我倾注了我以前三十年的人生经验的总和。小说就是这样，来自于你的生活经验之谈，来自于你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的经验，你生活得越久，你的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作家的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有着特定的时代经验的痕迹，当你年龄长了、见识多了，经验累积得足够多了，你的作品的厚度也就会增长了。其实，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对某一个阶段的思考的总结。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陈晓明说：“《全家福》朴素的书名并没有掩盖它丰富的内涵。小说以一个家庭为缩影，反映了文革前后这段历史中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道路。与其他涉及这个年代背景的小说有所不同，这部小说并没有花多大笔墨描写那个时期外部社会的政治运动及其压力，而是从表现家庭琐事入手，从这些细小的个人生活的变故来揭示人性的本质。”《全家福》可否看作您的成名作？
　  刘建东：算是吧，那时候，从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已经5年，5 年的时间，需要一个总结和一个试金石，来看看，我还有没有文学的天赋，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如果没有写作的天赋干脆就放弃了。这个时候，我写了一个长篇，是对自己的文学能力的一次巨大的挑战。好在，我渡过了这次自我考试，我给自己打了一个高分。我感觉，我还有这个天分，可以继续写下去。

　　文化艺术报：“工厂系列”和“知识分子系列”是您小说创作的两条主线。兰州大学毕业后，您在工厂工作、生活了10年，这段时间，是您创作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的创作生活是怎样的？
　  刘建东：我大学毕业后，在石家庄炼油厂整整工作了10年，这10年对我来说，是人生宝贵的一段经历。最近两年，我一直在写一个短篇小说的系列，就是回到我当时的工厂的环境和氛围当中，目前已经发表了几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写作者来说，都尤其需要珍惜。
　　在炼油厂期间，我先是教了一年的书，在子弟中学当语文老师，很短暂，但受益匪浅，学校的老师对我都很好。尤其是语文组的老师们，他们对我这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给予了很多帮助。至今我还记得，1989年的7月1日，我从石家庄火车站下了火车，在自强路找到了厂班车点，挤上班车。车子开动了，一直向东南，渐渐远离市区，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班车，两边全是麦地，来到位于藁城、栾城和正定三县交界的石家庄炼油厂，那时候我很失落，感觉像是被发配。我到厂劳人处报了到，一个姓杨的女干事，给我开了报到证，给子弟中学打了一个电话。我就坐在劳人处的椅子上，等着被人领走。杨干事人很和善，怕我寂寞，问东问西的，这让我稍稍感到欣慰。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敲门进来，杨干事介绍说，这是中学的杨洁老师，也是教语文的，以后你们就是同事。杨老师微笑着，说话带着明显的天津口音，与其他厂里大多是来自东北抚顺二厂不一样，他来自天津，下乡知青回来。杨老师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后座上，听着他带着天津口音的介绍。他告诉我说，这是个很好的工厂，待遇好，有房子分。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一边在单身宿舍里继续发奋写作，一边教书，杨老师虽然是我的同事，却跟我的师傅一样，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教书，怎么与孩子们打交道。一年后我去了厂宣传部报社，在《石炼厂报》当记者、做编辑，每天，我都去厂里采访、写稿，在厂报上发表；当编辑，发工人们的稿子。我没有统计过，这9年时间里，自己究竟写了多少篇稿件。但几乎每期报纸上都有我写的新闻或者通讯。就是在工厂里，我的写作有了个开头，1995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之后才算是慢慢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文化艺术报：您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有一个统一的主人公——董仙生，为何会选择一个统一的主人公？金赫楠在书评中提到，“‘知识分子系列’小说处理的是作者刘建东最熟悉、最切身的经验，是他自己身处其中的人生与人群。这个系列的人物身上携带、包含着复杂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情、人性张力，意味深长。”您认可她的说法吗？
　  刘建东：基本上是对的。要解读别人的小说，其实是很难的，有些小说家藏在文字或者故事背后的细微的那些东西，很少有阅读者能够注意，而要对一篇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是要做很多的功课的。金赫楠说的我都认同。因为评论家的言说方式自有他们的一个套路，而小说家也有自己的套路。两者都向一个方向前进，有时候是平行的，好像是自说自话，有时候好像又纠缠在一起。当它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像是达成了共识。
　　这个系列于我而言，确实是轻车熟路，因为我就是那个董仙生，我身旁的很多我熟悉的人也是董仙生，董仙生可以是我生活圈子中的任何一个人。

　　文化艺术报：您大学读的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大学时期有作品发表吗？
　　刘建东：没有，但好像我并不遗憾，反而越挫越勇。大学时期，我们一个宿舍的四个人一起写作，两人写诗，他们早早地在报纸和刊物上发了诗歌，而我和另外一个，贺斌，只是努力地写啊写，在学校和系里的油印刊物《菩提》和《五泉》上发东西容易，但要在外面发还是有难度，我们努力地写努力地向外边的刊物投稿，换来的是一张张的退稿信。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并没有让自己感觉受到了打击，反而给自己更大的动力和勇气，不断地去思考，不断地去写。

　　文化艺术报：读大学那个时期，正是先锋文学盛行时期，先锋文学对您有何影响？
　　刘建东：影响巨大。我上大学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正是先锋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年轻人，尤其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对于一切异类的东西都有着天然的好感，也算是愤青的一个特征。那时候，《收获》等文学杂志上也充斥着先锋文学，我一方面是被风头正劲的余华、格非、孙甘露他们的小说所吸引，另外大量地阅读了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法国新小说等。我记得当时流行一套书，是《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共四册八本，看得是如饥似渴。还有一套外国文艺丛书，上海译文的，《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就在这套丛书里面，还有《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些书和杂志算是我写作路上最早的启蒙。所以，大学起就开始蹒跚却充满激情地写作。最初的作品也是先锋的意味十足，先要讲究叙述的腔调，如果找不到，小说就无法进行下去。

　　文化艺术报：还记得您的处女作吗？
　　刘建东：当然，如果以正式发表为标志的话。我的处女作是短篇小说《制造》，发表于1995年《上海文学》第4期。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乡村医生与一个村姑的故事，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的形式感很强，是足够先锋的，叙述的腔调基本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方式，现在看来，有些拿腔作势。但是如果宽泛地说，我在大学里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不过不是正式刊物，而是学校和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内部刊物。课余和写作之余，我们也对编辑中文系的内部刊物《菩提》十分热心，我一边当它的编辑，一边给它写稿，在上面发了很多小说，如果那也算是小说的话，处女作的时间可能要向前提个七八年。

　　文化艺术报：有没有经历退稿的折磨？
　　刘建东：退稿是写作者的苦口良药。我从大学起就狠狠地上了这一课，那个时候我疯狂地写作，当然，现在想来，都是一些成长道路上的习作，不成熟。但那时候好像有着几乎膨胀的自信，写完一个就要把它投出去。那个年代，还退稿，附带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如果说收到一封手写的退稿信，就很安慰了。《收获》《钟山》《作家》的退稿信都有。有一些我还保留着，算是写作道路上有些惨淡的风景。退稿毕竟是写作道路上必需的一个过程，没有经历退稿的人虽然是幸福和幸运的，但同样没有经历过挫折和磨砺，那股越挫越勇的劲头也就没了。直到199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的一封信，这一次，不是退稿信，而是采用稿件的通知，信很短，告诉我说，小说被采用，但并没有说是哪一期，又等了数月，终于在1995年第4期发表了。

　　文化艺术报：您在《长城》杂志社当了12年编辑，从普通编辑做到了副主编。这12年，有没有发现，培养出满意的作者？
　　刘建东：做编辑 12年，我很怀念那些日子。刚进编辑部时，虽然以前在厂报也是编辑，但文学刊物的编辑与厂报自然不同，开始时当时的副主编李延青带着我到处去约稿，很快我就开始自己约稿了。我觉得做编辑是很有成就感的，尤其当你约到一篇非常好的稿子，而且发表后被转载被评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的话。另外一种成就感，就是你渐渐地拥有了自己的作家朋友圈，你和越来越多的作家超越了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成为了朋友，我更看重这一点。
　　作家和编辑之间，不能算是谁培养了谁，而是互相成就，有很多作家在年轻或者刚出道的时候，我给他发过小说，我觉得这样的意义更大，对他来说也是一样。前面我说过，我发过李浩和张楚早期的作品，有很多当红的作家，我也发过他们的稿子。我当编辑时，施战军先生当时还在山东，他给我介绍了一批山东的年轻作家，稿子都经过我的编辑，在《长城》上发表过。

　　文化艺术报：在一次访谈中，您说：“出名还是出书都是一方面的，我追求的梦想是能够达到的我想要的文学高度。”您理想中的文学高度是怎样的？
　　刘建东：理想中的文学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写出的每一篇作品，当时可能很满意，但随后就觉得仍然是有缺陷的。没有一篇小说作品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是那些文学中的经典，如果按照心目中的最高标准来说的话，也不是尽善尽美。所谓的完美是相对的。
　　我可能比较在乎小说的质地。这种质地可能包括叙述的技巧、细节的铺陈、人物的展现，以及脱离了单线条指向的小说的意义等等。当然，一篇好的小说，可能在一个方面做足了，就已经很优秀了。

　　文化艺术报：故乡，是每个作家绕不开的话题。您的故乡是怎样的，故乡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刘建东：我有两个故乡。在出生地邢台隆尧长到6岁，然后全家去了邯郸。在邯郸待到18岁考上大学。所以我说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我的出生地隆尧，一个是少年成长地邯郸。隆尧是尧帝的封地，现在还保留着一座城市的遗址——柏人城，据说就是尧帝建的。隆尧还是天下李姓的发源地，战国时的名将李昙因为战功卓著，被封为柏人侯，全家居于柏人，他的长子去了甘肃，成为陇西李的开创者；其余三子世代定居隆尧，形成了赵郡李。每年都有大量的李姓人去隆尧寻根问祖，祭拜李昙。隆尧境内山水相连，县城以西，有一神山，于平原上突然耸起，甚为壮观，尧帝曾登临此山，以观洪水，故名尧山。有多条河流流经县域，其中东部有滏阳河与小漳河，自南向北贯穿东部平原。滏阳河发源于邯郸，将我的两个故乡连接在一起。而小漳河从我们村子旁边流过，我曾经在散文《远离海的故乡》中专门写到了它，我也写到了我拥有一个文学梦的舅舅，是如何从小漳河向往大海的。隆尧对我来说，虽然过于遥远，只是一些若隐若现的片断记忆，但让我在想起它时，感到来自故乡和亲人的温暖。但是邯郸则不同，我记事起就在那里生活，那里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两个故乡，是我开始想象世界的源头，它们给了我足够的文学的滋养，让我在进行文学想象时，起点不至于那么孤单不至于那么空旷。

　　文化艺术报：现在很多人对文学的现状不满意，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刘建东：文学有它的时代属性，为什么唐宋出现了诗词的高峰，而杂剧和散曲在元代风行一时，这就说明，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样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今，我们习惯了的文学已经存在了太长的时间，而时代却发展得太快。一味地不满并不能解决问题，适应时代的变化，求变求新，共同努力如何与时代合拍，与生活节奏合拍，与如今人们的审美习惯合拍，应该是写作者的当务之急。

　　文化艺术报：作家李浩说：“生活中的刘建东，一向随和，不多事，与人为善……生活中的刘建东，你见到的多是他的和解，多多少少的妥协、容让，而小说中，他却是不和解不妥协的，让自己走在曲折的‘刀锋’上。”生活中，您是怎样的一个人，除了写作，您还有什么爱好？
　　刘建东：我是一个单调而无趣的人，生活中的情趣并不多，不爱好旅行，不爱好娱乐，不爱好喝酒，不爱好应酬。喜欢一个人呆着，脑子爱走神，主要的爱好是藏书，打乒乓球。藏书包括两方面，一是买书，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二是收藏一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连环画。从2012年起我几乎每天上下班都坚持步行，来回就是两个小时，有很多小说的构思就是在行走的路上完成的。当一个人默默地行走时，内心是安静的，是专注的。打乒乓球不行，得把注意力用在球上。也许，写作也是这样，你一个人，孤独地走着，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路旁的风景于你而言，似乎是不存在的，你沉浸在自己对于世界的想象之中，沉浸在文学的自由天地中，哪怕是风雨雷电，又有何妨呢。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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