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二，我来到永寿县南的永安村走亲戚。年前的一场雪，还在村庄的水渠、田野、沟野背阴处留有身影，让人看到老天的杰作在大地上的生命力。
　　在亲戚家待到近午，望着出出进进的人，大多不识，就略感百无聊赖。与弟说起此村的“安金藏墓”，他似乎也饶有兴味，我们俩便决定去寻访一番。
　　近午时候，村街上没有人，大抵人们都在家准备午饭了。我们沿着公路往西走，公路北边的那些庄院，有的还残存着已经废弃的窑洞，有的却是崭新的，看起来并非建于一时。
　　越走越感觉路途漫长，似乎看不见头，我们担心还没找到地方，就要被电话催着回去吃饭了。于是，弟叫着我在空荡的村街上跑起来。不多时，弟在路南看见一个牌子，写着“安金藏墓”的字样。他踏着两列柏树中间的雪路，向南走去。等到我赶到路口，转过南边的墙角，已找不到他的身影了。我站在雪地里转圈，呼喊着他的名字，他却从旁边的院子闪了出来。我这时才发现，身旁这座砌了灰砖的院子，就是安金藏的埋骨之地。我原以为它是一座田野里的孤坟，没想到它就位于村内，几乎与民居比邻。
　　在墙外的介绍文字里，我们看到他是“京兆”人。弟用手机查询，显示其为“西域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人。弟纳闷了，我说：“可能墙上说的是他的户籍，网络里说的是他的籍贯。”
　　我们推开院墙上虚掩着的铁门，墓前的神道上满是积雪，雪上残留着一串脚印。我心想：这个村子的安姓据说都是墓主的后裔，难道除夕日，他们未为先祖扫墓吗？或许隔了千余年的岁月，生活于此的后辈们，已很少有对这位先祖的认同了。
　　院子中间是一个石质的香炉，很高大，也很崭新，大约是新搁置在此的。香炉后是一通石碑，约两米高，笔直地矗立在墓前。那青亮的颜色，在这样的雪地里，给人一种冷冽之感。石碑上的字迹在太阳的照耀下，似乎不太好认。我仰头看见了碑首上那工整的“旌表”二字，用手摸索着碑身，才渐渐看清了碑面上“唐代国忠公安公金藏墓”几个字，立碑的是陕西巡抚毕沅及当时的永寿知县。
　　在一千多年前那纷乱的政治环境中，时为乐工的安金藏，曾以剖腹来表明皇嗣李旦未参与对武则天的谋反。那时他或已成年，才会拥有如此令人动容的忠诚。史书未记载他的生年，但在公元766年去世时，他应是一位历经了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等朝的高龄者了。
　　安金藏在洛阳为父母守孝时，曾因孝行受到朝廷的表彰。如今环绕他墓冢的砖道上满是积雪，坟丘上的蒿草长得已有半人高了。我边走边想，身为国公的他，为什么要葬在永寿这个远离京都的地方。既然他的父母葬于洛阳，他为什么没有与父母葬在一起呢？或许正是那场影响巨大的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身后安排。安史之乱中，洛阳、长安相继陷落。身为达官显贵的他们不能向东逃亡，只能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了。走到奉天县附近，战事才渐渐缓和下来。继续向西北过了一座“土桥”，就是后来的“安驾宫桥”，他们看见这里土地平旷，适宜耕作，便决定在此隐居避祸。等到安史之乱平定，他们的家族已在此生活了些许年。土地有了，屋舍也有了，这里已成了他们家族的田庄。他或许留恋那里的田园风光，去世时，特意要求子孙们将他葬在那里。
　　环视四周，这里远望昭陵、乾陵，正处于他的西域故乡与长安之间。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他们西域胡人的信任感已大为下降。生活在这里，他们的子孙就进可以入朝为官，退可以回乡务农，再不济，也可以退回西域老家，人身是相对安全的。
　　经过千余年的繁衍，他的子孙后来在本地形成了两个村庄——南安驾宫与北安驾宫。二十世纪中叶，两村分别改名为双星村与永安村。
　　他的更多散布于全国的子孙，也依然记得他的历史功绩，以“剖心堂”的堂号为耀。公元2024年，永安村还迎来中华安氏宗亲会的祭祖仪式。
　　“如此说来，本地的安姓，还有西域民族的基因，这或许就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交流之一。”我对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