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中国老百姓约定俗成的文化消费介质，也是最为盛大的一次文化认同活动，它寄托和反映了中国人对现实超越的生活想象，也含带着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的民间木版年画，是宋时雕版刻书业更加世俗化的一种普及。如果说，以文字表意的书籍是中上层人士的消费物，那木版画的消费群体则更广，对于不识字的大多数老百姓而言，“读图”是他们精神内塑和赏心悦目的合宜之选。虽然在雕版套色工艺之前，手绘年画的历史由来已久，但雕版技术的复制性成为满足更多消费者精神文化需求的切实支撑。延续刻书坊的商业经验，木版图画作坊在城乡接合部甚至乡村里呈现出了数百年的“星火”之势。
　　凤翔，因秦人的盘踞耕耘，千余年来一直是关中西府当仁不让的厚土重镇，故此，也孕育了繁盛的各类手工艺业态。其中，凤翔木版年画享誉西北。虽然其从业人员均系农民，但相对于诸多的家庭手工艺而言，从事木版画刻印的匠工还是更为职业化。秋收农闲时日，匠工们日夜劳作，在民居的门窗和墙壁之上，都是他们施展才艺的地方。即便是再穷苦的人家，过年时禳灾避害、祈福纳祥的讲究总归是要有的，要不然，日子或将陷入穷困潦倒的漩涡之中。正是这样的文化消费心理，使得木版年画曾在数百年间的光阴里，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普及的民艺形式（笔者认为木版年画比剪纸更为普及的原因在于其范围更广，比如中国南方，木版年画比剪纸为盛）。与自给自足的剪纸相较，木版年画更加具有过年的仪式感和高级的审美属性。藉此，城镇区域的文化审美向下兼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为底层的劳苦民众，给他们以精神聊慰和审美启发。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由于科技、政治和文化语境的更变，传统木版年画与新兴年画开始了意识对话和阵地争夺。半个世纪之后，这场文化博弈的烟火气大大减弱，民众也基本失去了对剪纸和年画的精神依赖。仔细想来，蓦然悲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相得益彰，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世相，物质形态凋零，与之匹配的精神世界也便匮乏。如今，在“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位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当下，更是让人五味杂陈。传统木版年画，这一曾经主宰着新年仪式感的图像主角，已经基本被工业化生产所替代，在城镇区域，更是踪迹难寻。
　　木版年画折射了民艺消隐的时代宿命，它不得不从民众的房舍和春节的文化空间中向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箱柜里转移。这是时代帷幕置换，发生在中国人眼皮底下的文化现实。近些年来，以文创途径对木版年画进行“人工呼吸”的方式也在悄然进行，无论这种“借尸还魂”的文化策略的效果如何，它都不是木版年画原本的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了。
　　在新的文化空间和场域里，间或寻求木版年画的精神意蕴和审美特质，是当下传统民艺回望的权且之宜。也是这次“‘年画鸿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凤翔木版年画展”及论坛活动的心意和愿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