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但对一个人的思念，可能并非如此。
　　事实上，早在 23年前，安危老师就把一颗大树的种子，种在了我的生命里。
　　那一年，我大学尚未毕业，但工作已经跟西北大学签约了，又没有考研的压力，属于“无事一身轻”。本打算晃晃悠悠地混过这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学期，但没想到组织上会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时任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的杜瑞清老师跟安危老师是同乡，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安老师的存在。有一天，辅导员老师到班里问：找到工作的同学，口语好的，愿意当志愿者的，有哪些？于是，我和曹小莉（同签了西北大学）、侯雨（签了燕山大学），一起懵懵懂懂地被选进安老师为环球志愿者组织（Global Volunteers）招募的志愿者队伍，但对具体的任务还一无所知。
　　直到有一天，我们第一次见到安老师。他年岁稍长，精神饱满，流利的英语口语比我们这些学生娃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但在跟我们说话时，他总是笑意盈盈，对年轻人的爱惜溢于言表。总觉得他和我在校园中的老师哪里有点不一样，但又更加接近教师这个职业的本质。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长期干外事工作的职业素养、资深志愿者那种无私奉献的热忱，西方经典里的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西北老汉对“娃们”的疼爱，都在这个笑容里了。这样的爱，对年轻人的宽容与鼓励，是鲁迅式的。
　　之后就开始了工地搬砖的生涯。这个搬砖是真的搬砖，工地在安危老师的老家——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武井镇安上村，一个我现在依然当做精神老家的地方。要盖的，是一座小学。要纪念的，是安老师钟爱的女儿。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那时只看到农村的庄稼，一望无垠的麦浪，多么美；安家婶子、大娘做的农家饭，多么香；离开校园，走进田野的生活，多么爽。
　　尽管这听起来是、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假期，但事实上我们是有志愿者任务在身的：为来自美国的环球志愿者做口译，协调他们跟工地、当地人之间的交流问题。在此之前，我对美国人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屈指可数的几位外教的层面，这次不同了，要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长达三个星期之久。以我们半瓶子醋的英语功夫能翻译个啥，我都记不住了，但其他事情则还像近在眼前。
　　在我诗意的想象中，每天，我们像七个小矮人，扛着家什，走在田埂上，吹着口哨去上工；到饭点了，再唱着劳动号子，嘿呦嘿呦地下工。那时美味飘香的臊子面、农家饭已经在等着我们了。真是难为了老安家人的安排，是怎么在农村的大灶间里拼起一张长桌，又铺上白绿相间的格子桌布，大家坐在两旁，分餐而食，简直就是高雅的西餐厅。
　　更加高雅的，是早上的晨课。每天早上饭后，有一个特殊的安排。不知道是不是安老师从美国学来的做派，请每个人说一段“Message of the Day”，把今天的感悟分享出来。大家怀着胃里的熨帖，品着口里的余香，说说昨天在村子里的发现，说说今早起来有啥感受，什么都可以放开了说。
　　在从未参与过公共精神交流的我看来，这件事甚为新鲜。谁能想到，这些来自美国的“洋雷锋”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P&G宝洁公司干了一辈子的会计师，会有一个在赌场工作的女儿；看着有点疯癫的女孩Andrea是纽约大学的学生，家里是开银楼的犹太富商；号称“职业搬砖者”的建筑工人每周有上千美元的薪水；当年放浪不羁的嬉皮士会成为在陕西农村的工地里搬砖的志愿者；退了休的高中教师老太太自己腿脚不好，还不远万里地跑到这里献爱心；高大、腼腆的加拿大小伙边拧螺丝边说：“相比于脑力劳动，我喜欢干体力活。”
　　有时候，我们在村子里闲逛，看热闹：哪家快盖好的房子上大梁了，哪家的媳妇纳的鞋底绣花漂亮。有一次，村里有个老奶奶用浓重的关中口音，悄悄地跟我问话，搞了好久才弄明白，她问这些老外灰扑扑的眼睛“得是哈了”，能看得见不。有一次，到村里的小学教书，高中退休教师老太太教小朋友 们 唱 “Head and Shoulders andKnees and Toes”，为了给小朋友们说清楚“toe”（脚趾头）是什么，老太太弯下腰，把袜子脱了，指着脚趾头给孩子们看，令即将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我一脸惊奇。
　　有时候，我们去听村上自娱班夜里的秦腔表演，他们咿咿呀呀地唱什么，我听不懂，老外们更听不懂，但却无不欣赏、鼓掌、喝彩。有时候，我们学习打麻将，给老外教东西南北中发财，自摸和了对对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会玩，老外们更不会玩，但不妨碍我们把麻将块洗得稀里哗啦响。
　　除了关中那绿油油的青纱帐，我印象更深的，是安危老师在田间地头，随时开讲。不论是当天的工作安排，还是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局势，他都应对如流。有时是美国志愿者的提问，有时是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好奇，再复杂的问题也在他沉稳、清晰的讲解中逐渐明晰。现在算起来，他当时已经60岁。有谁在二十年前，见过一个60岁的老人英语口语如此流畅、国际视野如此宽阔，同时又对中国的国情、民风如此了解呢？
　　这位自称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的大叔，有着如此深厚的知识储备和自然天成的外交才华，他读的书、做的事，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无常命运的顽强抵抗，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是第一支爱心友谊工程的队伍，也是第79队美国环球志愿者，他们的捐款、到来和出力，饱含着对安老师、对安氏家族和中国人民的心意。我和侯雨是第一批学生志愿者。当后来断断续续、一知半解地从老外志愿者的口中，慢慢了解到这件事整个的起因是缘于安老师爱女安琳在美国的突然离去，我们忽然开心不起来了。
　　关于安琳姐的故事，安老师几乎从不提起。直到2017年在美访学期间，我同雷淑雅、孙静陪着安老师，从犹他州赴明尼苏达州为安琳姐扫墓。墓园环境幽雅、风清云淡，安放着人们内心的波澜。2022年，我和高敏娜编写《闪光的青春》一书，才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姐姐有了更深的了解，才理解了安老师在墓前长久的沉默、泪流。
　　而今，换做我们，在安老师的灵位前沉默、泪流。尽管在上个月底亲历了闻讯、慰问和葬礼，在本月中旬参加了追思会，已听了无数人的含泪发言，看了无数的纪念文章，我依然难以相信：那位睿智、宽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不在了吗？那位不管工作上出了什么差池，总是给我最大肯定和鼓励的长者，不在了吗？那爽朗、亲切的笑脸，不会再出现了吗？不，安老师一定会回来，再看看安家祖宅前的安上小学，再为给海伦正名而据理力争，再为中美民间的友谊添砖加瓦。
　　金风玉露梦一场，不与岁月话短长。
　　安老师已和心爱的女儿、敬爱的大姐在天上会面了。他们久久未见，必有很多话要说。我和安上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但我对安老师的回忆，还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