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文联副主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蝉声唱》《顶牛爷百岁史》等12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12部，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翻译成瑞典文、俄文、越南文等出版。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宝贵的秘密》《姐姐快跑》等。

    凡一平画作

    凡一平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上岭恋人》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印象中您获过很多奖，获奖对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在获过的这些奖项里，您最看重哪个奖？
　　凡一平：说实话，获奖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它不过就像是一个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被路人赏给的一杯水或擦汗的一包纸巾，这的确让人慰藉和感到温暖，让作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坚持走下去。《上岭恋人》是我六十岁的时候获的奖，被我视为花甲之年的生日礼物。它已经不能给我带来职务上的升迁和满足俗人的虚荣，但却能给我的故乡上岭增加知名度，如今的上岭游人趋之若鹜，成为网红打卡的地方。

　　文化艺术报：上岭，是您近些年文学创作的地理标识，上岭是您虚构的文学地理还是您的文学故乡？
　  凡一平：上岭，是我近些年文学创作的地理标识，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二级公路的对岸，有被青山和竹林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摇篮。上岭有着不多的人口，却生生长流，他们渺小但却坚韧，又像鱼群一样抱团，欢乐。已经死去和还活着的，都是我的父老乡亲。
　　近些年，上岭故事如井喷般不断地涌入我的脑海并诉诸文字。一个接一个渺小、坚强、智慧的人物，让我心动，也让我冲动。我把他们写出来，呈现他们于苦难中的坚强和达观，生存的智慧和善良，同时寄托我对生命的悲悯、对人性幽微的探索，以及对人性光芒的希冀。这些作品或是我献给上岭村的又一曲悲歌，或是另一杯甜酒。书中的故事无一不发生在上岭，转移和加载在了产婆、裁缝、侦探、说客、道公、保姆、歌王等人物身上。他们身上满是上岭男人、女人的性格和气味。他们的经历中有我曾祖父的冒险和神秘，有我祖父的坚忍和大气，有我外婆和母亲的非凡才艺和想象，还有我父亲和叔父的善良忠诚……
　　上岭是一个村，又是一个人。
　　我是上岭村人。
　　我想我这辈子的创作，是离不开生我、养我、亲我的上岭村了。只是，接下来我该如何描写上岭村，让上岭村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打动人心，到处传扬，这是个问题。

　　文化艺术报：最早接触您的小说，是发表在《十月》杂志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师傅》，作家李浩说：“在我看来，凡一平的《我们的师傅》也属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比它的创造者们更聪明’的现代小说，它指向时代……指向命运，指向行为背后，甚至指向精神和精神的完成。”《我们的师傅》是您从影视圈回归小说创作后写的？
　　凡一平：《我们的师傅》这部小说的灵感或素材来自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学徐彦平，一个是我的堂哥樊家先。
　　徐彦平是我复旦大学作家班同宿舍的同学，他当年是诗人，现在依然还是。但因为他现在是亿元以上富翁，许多人就把他诗人的身份忘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也是把他当商人看的。1991年复旦结业那会儿，他对我说：一平，我们俩分工吧，你写小说，我经商。我说好的。这么多年过去，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光在柬埔寨就有六万公顷的地产。六万公顷是多大？我问他。他说二十五平方公里。我啧啧，说幸好当年你分工是对的，如果你写小说我经商，那我们就惨了。他忽然告诉我一件事，他十四岁的时候，拜了一个师傅做小偷，如果做成，那才是一个惨啊！就在圩场上，他夹到了一个人的钱包，斗争了两秒钟，又把钱包放回去了。然后他去从军，再从文，而后从商，也不放弃写作的爱好。他的一本《情商中国》，就卖了四十万册。这都不是我佩服他的理由。我佩服他的是，他悬崖勒马的能力——他要是不把偷来的钱包放回去，他还是今天的他吗？
　　我这同学告诉我他做小偷没做成的故事，已经好几年了。
　　而我的堂哥樊家先，我从小就知道，他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小偷。我亲眼看见过他因为偷盗而被狠狠地殴打，然后扔进河里。大人们告诫小孩就拿他当反面教材，我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我记得2018年，我的父亲去世。我忽然在南宁殡仪馆父亲的灵堂，看见了樊家先。他来悼念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堂叔。夜深人静，我们至亲的人几乎都睡着了，快燃尽的香火，只有他来续上。我忽然想起父亲生前跟我说，樊家先有一次偷到了他的钱包，定睛一看是我父亲他堂叔，又把钱包放回去了。父亲骨灰安葬上岭村那天，我又见了樊家先，他对我父亲尽孝的一举一动，再次让我感动。他其实已经不做小偷多年了，却孤苦伶仃一人，吃五保。我返南宁时，乡亲的礼物里，有一份是他的，说是给我的母亲。每年清明，我回村扫墓，回城的礼物里，别人告诉我，有一份是他的。
　　一回城我就写了这部小说。四月六日写到四月十六日。然后把小说寄给了《十月》。十天后，《十月》通知说，发四期头条。
　　我立即就想起或感念两个人，徐彦平和樊家先。他们在我文学道路上的出现，是命中注定。
　　就在一个月前，我的堂哥樊家先死在了敬老院里，终年七十五岁。
　　在写作《我们的师傅》之前，我已经不写影视剧本了，因为我不再重视金钱。我曾经说过，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没有文学，我什么都不是。我的本质是一名小说家，我的快乐在文学的创作中。

　　文化艺术报：《四季书》是您上岭村系列的长篇小说，《四季书》通过春夏秋冬的时序变化，书写了上岭村村民韦正年充满传奇的一生，可否谈谈这部长篇小说？
　　凡一平：《四季书》是我的第十部长篇小说，是关于上岭的故事。故事以主人公韦正年为中心，将小说分为冬、夏、秋、春四个篇章，这四个篇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勾连，共同建构了韦正年跌宕起伏的生命变奏曲。
　　小说的四个篇章以季节命名，既点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又有深刻的隐喻味道。正如我在小说中所写的：“如果人生分四季，四季是四个篇章或四个箩筐，那么他（韦正年）的人生，冬季写的是生命，装的是关于活着的故事。夏季写的是自由，装的是追求的梦想与现实。秋季写的是爱，装着爱人、亲人与自己的情感。那么春季的篇章写什么呢，春季的箩筐装着什么呢？死亡和骨骸。”我将生命、自由、爱、死亡四个重大的人生命题，分别置于四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箩筐”里进行集中描绘，展现了一种强烈的结构意识，也让读者能更准确地把握故事的演进线索。
　　《四季书》塑造了韦正年这个艺术形象，他当过兵、当过地方干部，退休回到家乡后还发挥余热，带领侄儿们创办乡村企业。战场上，他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官场上，他是敢作敢为的党员干部，在“大跃进”时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政策的问题，让一县百姓免于饥饿；商场上，他是光明磊落的企业家，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狱8年，出狱后仍坚持还欠款。
　　韦正年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他在冬季获得生命，在夏季获得自由与梦想，在秋季收获爱情，却总是在春季遭遇死亡或战争。这像是一个魔咒，无论韦正年收获多少，都会在万物萌发的春季被清零，“死神总是春天来敲门，像是固定不变准时拜访的客人或朋友”。1941年春天，上岭村110口人被日军残忍屠杀；1952年春天，韦正年所在的志愿军38军伤亡6700人；1964年春天，第一任妻子何菊因患抑郁症，跳江自杀；1969年春天，第二任妻子郑雅琴患上产后风，不幸病逝……每一个春天，对韦正年来说，无疑都是最难熬、最残酷的季节，他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回忆关于死亡的事件，又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经历新的死亡。
　　尽管遭受了种种磨难，但在韦正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始终昂扬向上的顽强生命力。他战胜了痢疾、躲过了日本人的屠杀，经历枪林弹雨却不曾受伤，想上吊自杀又因绳子断了没有成功。因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开放市场经济，被免去县长职务，连降三级，发回原籍当武装干事。但他并没有任何怨言。韦正年是乐观的、坚忍的，无论是仕途的不顺，还是生活上的苦难，都没有打垮他的意志。谈到这里，我们得回头看看本文题记中引用的那句诗：“在我身上没有痛苦”。这句诗出自米沃什的《礼物》，我们不妨再结合诗歌的前后文来看看，“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与帆影”。在诗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力量，不幸并非真的被忘记了，而是被消解掉了。同样，我们在韦正年身上也没有看到痛苦，他用共产党人的韧性与坚定的理想信念，消解了自己身上的痛苦，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因而可以平静地应对一切。当然，韦正年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从容淡定，与他多年的军旅生涯也有着密切关联。正是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凡一平书法
























　　文化艺术报：作家李浩谈您的小说时说到：“通俗性和现代性互为交融，他往往使用极具通俗性的语言和故事结构讲述一种富有深意的‘现代故事’，晓畅的通俗在外而深邃的意蕴与追问在内，他，在雅俗之间搭建起个人的桥梁。”用通俗的故事来“表现深邃的意蕴”是您有意为之吗？
　　凡一平：我的小说追求好看和耐看，好看是故事的引人入胜，耐看则是语言结构的精益求精。我当过多年的文学杂志编辑，看稿的时候，多数的稿子无法卒读，首先是故事无法吸引我，二是语言结构的枯燥和乏味。我就在想，我的作品投给杂志，编辑会怎么看待我的作品？一样的。因而我在每页 240方格的稿纸上，努力做到每一页都要有吸引人的东西，要么是细节，要么是语言。

　  文化艺术报：电影《寻枪》和《理发师》，都很轰动，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您的小说，您是备受导演青睐的小说家，可否谈谈小说和电影的关系？
　  凡一平：十多年前，在影坛上轰动的两部电影，《寻枪》和《理发师》，就是改编自我的小说。还有好多部不轰动的电视剧、电影，比如《跪下》《十月流星雨》《鲁镇往事》《最后的子弹》《宝贵的秘密》《山间铃响马帮来》等，也改编自我的小说或由我担当编剧。我本人却被称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我，但有时候我觉得又像是在骂我。因为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我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我搞影视去了，不再把我当小说家，我即使写了小说，也认为我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我虽然涉足影视，但我本质上还是文学界的人，他们希望我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
　　当然有这种宿命的作家不止我一个。
　　那些年，很多作家都在搞影视，因为影视比小说巨大利益的诱惑，让人无法拒绝。在文坛，你写一部长篇小说，稿费也就不过两万元，但是需要写一年的时间。而在影视界，写一集电视剧，也拿两万，但是只需要五天的时间。一个一流的作家，一年的收入撑死也就拿个十万元，而一个一线的演员，演一集就是十万，二十集就是二百万，一年演三部电视剧，六十集是多少？六百万。想想，这么巨大的经济反差，一个从事文学的人，面对影视的诱惑，你还能安分安心地写小说、诗歌和散文吗？
　　我就是属于不安分写小说的作家之一。我每写小说之前之后，总是希望首先它能发表，然后被转载，再然后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我有多部小说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有的人说我很幸运，而导演就是给我带来幸运的人，影视界则是我的福禄之地，因为如果不是影视的推动，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名气，我的书也不会有人抢着出版，我的生活更不会比过去好。
　　事实上、表面上看的确如此。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感谢影视？感谢将我的小说搬上荧屏和银幕的人？
　　不。
　　为什么不？
　　因为影视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
　　我为什么不快乐？
　　我常觉得我写的小说像是种子，或像是鸟蛋，被别人拿去播种或孵化，然后长出奇异的花草或生出怪诞的鸟来，比如《跪下》《寻枪》，又比如《理发师》。它们从发表和卖掉版权以后，就仿佛不再属于我，而属于演绎它们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当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们把我的小说拿去改造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我就像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送到别人的家里生活和抚养，等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发现他已不再是这些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变异了，他和孩子的关系已经疏远，甚至已经认不出是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些将孩子拿去培养和打造的人，也俨然以父亲自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证明养育的功劳，最高的荣誉和报答应该属于他们。
　　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就快乐不起来。
　　那么有人问，物质不是快乐吗？名利不是快乐吗？
　　不是，我的本质告诉我不是。
　　你的本质是什么？
　　小说家。
　　那么你的乐趣在哪里？
　　我的乐趣在写作中。
　　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乐趣是什么？
　　鱼的乐趣是从容地出游，鸡的乐趣是寻找一个安静下蛋的地方，那么，你——写作者或作家的乐趣是什么？
　　文学的乐趣是无法言喻的，只有在叙述、想象、构思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这是创作的快乐。
　　当一个写作者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的时候，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王国，并且成了这个王国的主宰。他控制着这个王国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他让人物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情，并安排和决定他们有不同的命运。只要他不高兴，他可以让国王变成一名乞丐，让相爱的人劳燕分飞；而只要他乐意，他可以让丑小鸭变成天鹅，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样的写作者看上去很独裁，但其实他是在任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和能力，发展各自的前途，选择各人的归宿和结局。他坚信性格决定命运。他其实是最尊重人的人，他以人为本。在以人为主体的精神国度里，作家的意志和情感能够最大自由地宣泄和发挥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所以我说，乐趣是情感的自由发挥，是意象的生动表达；乐趣是释放自己的幻想，在想象的世界里，浪漫的爱情是乐趣，成功的复仇是乐趣，美和丑的对比是乐趣，生和死的竞争是乐趣。而每一次悲欢离合，每一次撕裂心肺的痛苦，在漫漫的长夜中，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
　　对于我——一个进入花甲之年的写作者，注定是要为这样的乐趣活着。我常常不敢称自己是作家，是因为我害怕我万一懈怠而不写作了，我的乐趣就会中断，那么作家的称谓就只是一具空壳。因为我以为，作家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作家。真正的作家为什么一生美誉，是因为他们终身都在写作——虔诚地写作，刻苦地写作，孤独而安静地写作，清贫而自由、自豪地写作——历史和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这样的作家。他们不像另外一些人，因为写作而改变了个人的生活命运，成为作家后，却不再写作：当官以后不写作，发财以后不写作，下台以后也不写作，破产以后也不写作——但无论他们得意还是失意，作家的称谓都能使他们的身份增加和保持某种尊严和信心，仿佛作家是一种既能进攻又能防守的秘密武器。
　　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却又害怕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
　　因此我必须写作，道理就像母鸡就要生蛋公鸡必须打鸣一样简单。不写作不行，不写作就不是作家，就连一个势利的文人都不算。不写作还继续称作家，只能说是沽名钓誉。
　　不写作，我的乐趣便鸡飞蛋打。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有鲜明的个人标识，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是讲故事的高手，您这些故事都是哪来的？
　  凡一平：积累、观察，碰运气。

　　文化艺术报：从影视回归小说创作，是个艰难的选择？
　　凡一平：不舍得利，就很难。

　  文化艺术报：您在组诗《家族》题记中写道：“我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首诗，如果不是诗，这就是我的春天。”故乡、家族，是您创作的底气和元气？
　  凡一平：必须的。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启蒙是从何时开始的？
　　凡一平：我是外婆带大的，外婆每天晚上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我的想象，而爷爷卷烟撕剩的半本《红岩》，则是我文学的敲门砖。

　　文化艺术报：1980年，您考上了河池师专，河池师专出了不少作家，比较著名的是您和东西。读书时，你们有交往吗，你们谁先发表的处女作？
　　凡一平：东西是我的师弟，比我低两个年级，但我们在学校没有交往。大三的时候，我最先在《诗刊》发表了叙事诗《一个小学教师之死》，轰动全校。东西是知道我的，而我还不知道他，就像若干年后别人都知道东西而不知道我一样。关于东西和我，请阅读我撰写的《关于东西的开胃小碟》。

　　文化艺术报：刚开始写作时，发表顺利吗，有没有经历退稿的折磨？
　　凡一平：不顺利，退稿的折磨我觉得比失恋还要痛苦。

　　文化艺术报：您是以写诗步入文坛的，后来怎么选择了写小说？
　　凡一平：诗强调意象，我发现我擅长叙事，便选择了小说。

　　文化艺术报：大学毕业，您回到老家做中学老师，后来调到县文化馆，这段时间的写作、生活是怎样的？
　　凡一平：痛并快乐着。

　　文化艺术报：“河池作家群”已成品牌，河池为何能出这么多作家？
　　凡一平：榜样的力量和鼓舞。在东西、鬼子和我之前，河池有曾敏之、周钢鸣、包玉堂、聂震宁、蓝怀昌等作家，于是有了我们，有了我们，自然就有了之后的李约热、红日他们。正如我所言：我们河池文坛的骏马不是一匹一匹，而是一群一群。

　　文化艺术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都需要哪些准备？
　　凡一平：天分、缘分、勤奋，缺一不可。

　　文化艺术报：多年前在《收获》杂志公众号看过东西写您的一篇文章，《关于凡一平的流言蜚语》，你们是校友，同事，多年的朋友，里面提到您喜欢喝酒、讲笑话，很多作家都喜欢喝酒，您酒量大吗？
　　凡一平：东西的酒量不足一两，我的酒量是东西的十倍。东西每次请喝酒，基本被我包干。东西的藏酒，基本都是为我藏的。

　　文化艺术报：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凡一平：我当下的日常，喝茶、喝酒、书画和写作。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凡一平：尊老爱幼。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