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决定了姓名与文化的一般发展过程——传统的密切关系。萧遥天在谈到姓名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曾说:“名字是现实的反映，也很自然地为思潮所溅湿。比如没有阴阳家，则名字绝不会有取义于干支五行；没有儒家，则名字也绝不会有取义于五经四书；没有道释家，则名字也找不到仙佛方外的影像；没有孔子的诗教与屈原的《离骚》，则名字也没有温柔敦厚、芳草美人。”“思想潮流刻画在名字上的痕迹，有隐晦，有显明。大凡潮流不论新旧，只一味因袭承受的比较隐晦，具有变革发扬姿态的便显明。”总之，不论隐晦还是显明，在姓名上总可以找到传统遗留下的蛛丝马迹。陈之藩也说:“要有好久好久的历史，才能产生一点儿传统；要有好长好长的传统，才能产生一点儿品位；要有好多好多的品位，才能产生一点儿艺术。”

　　认祖寻根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他的抒情长诗《离骚》一开始就写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这两句诗的大意是:我是古帝王高阳氏的后代子孙，我的先祖（用王闿运及闻一多之说）名叫伯庸。高阳氏是古代氏族首领颛顼的称号，而颛顼又是黄帝轩辕氏的孙子。据《史记·五帝本纪》知，黄帝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高阳的六代孙名叫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芈。季连之后鬻熊曾“子事”周文王。鬻熊的曾孙熊绎正式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省秭归县），传熊通（又作达）。通自立，就是后来所称的楚武王。通之子瑕，食采邑于屈，子孙遂以屈为氏。这样看来，从近处说，屈原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氏族，与楚王有血缘宗法关系；从远处说，屈原是颛顼高阳氏，也是黄帝轩辕氏的远末子孙。这首生命的挽歌一开始便“首溯与楚同源共本，世为宗臣，便有不能传舍其国（把祖国当旅舍）而行路其君（视国君为路人）之意”。这种寄命归宗，也就是一种认祖寻根。在第二章谈到姓的起源时，笔者还曾引用过鲁迅《自题小像》诗中的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即是轩辕氏黄帝，年轻的鲁迅表示愿意为社稷江山、父母之邦献出自己的热血和青春。
　　屈原的寄命高阳，鲁迅的荐血轩辕，以及近年来在海内外华人世界流传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等说法，从姓名学的角度来看，都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认同、文化寻根心理。它说明数以千计的姓氏，都是由上古时期少数几个图腾符号演变而来的。因此，也可以说，上古之黄帝、炎帝都是华人的共同祖先。这种意识对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非常重要，它是文化上的隐形纽带和潜在的网络组织，是文化学上的人种归类方式。
　　这种凝聚力和纽带，在外敌压境、民族危难之际，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呼唤着原本松散的、彼此隔膜的个体成员，为了民族和祖国的最高利益，携手并肩，共同战斗。从秦末时楚南公发誓“楚虽三户（指楚有昭、屈、景三氏公族），亡秦必楚”，到鲁迅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都说明认祖和“本自同根生”对社会成员的向心作用。古代一些思想家很早就懂得有意识地强调认祖归宗的重要性。宋代理学家张载曾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说明姓氏对个体成员的统摄聚合具有重要的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