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母亲都生于 1939年，但他们的婚姻既非青梅竹马，亦非门当户对，他们的结合源于一场包办婚姻。
　　父亲是私塾毕业后，上了西安商业专科学校（现在的西安财经大学）。当了半辈子会计，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而母亲却没上过一天学，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睁眼瞎”。
　　父母的结合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住得不远，说是两个县，其实就隔一条沟，本乡田地。二是盘啦起来（陕北方言，拉扯起来的意思）有些亲戚关系，知根打底。
　　关于这段历史，我没有细究，据母亲说，她当时提了一个条件：结婚后爷爷家供她读两年书。父亲是怎么同意的这门亲事，我从没听他提起过。而母亲提的这个条件，成了他们日后争吵的最初缘由。因为时至今日，母亲依旧一字不识。此后，争吵愈演愈烈，几乎成了生活的日常。
　　从我记事起，父亲便在县城工作，是干部，回家的机会少之又少。母亲在家里务农，独自拉扯我们三个孩子。母亲常说，父亲听起来是干部，除了每年能捎一些炭回来，别的什么活也指不上，家里的农活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这点我赞同，那个年月，干部拿同样的“社会工资”，工资微薄，没有任何特权。而村里实行的是“工分”制，不管你有多少劳力，是男是女，按工分分粮。母亲每天一大早就得出去干活，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还要给孩子们做饭，洗锅、喂猪。诉苦，就成了她与父亲吵架的另一个根源。
　　每次父亲回家，餐桌上的欢声笑语往往随着第一餐的结束而消散，随后便是他与母亲之间冗长而激烈的争吵。母亲先是细数着生活的艰苦，随后语气渐重，埋怨之声渐起。父亲初时还试图辩解，但渐渐地，声音也开始颤抖。最终，一场激烈的争吵，乃至家庭的风暴，在所难免。等到父亲要搭车回城了，往往是我们几个孩子流着泪目送父亲上车，呆呆地看着那卡车走过后留下长长的灰尘……
　　妹妹的到来是个意外，母亲拉扯三个孩子已经够苦了，添一个拖累，母亲的情绪更坏了。母亲发泄的对象，逐渐扩大到了我们身上。我当时还小，看到哥哥哭泣，但不明白母亲在骂谁，为什么骂。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氛围经常是在泪水中度过。尽管如此，比起同村孩子，我们当时的吃穿条件还是要好很多，这与母亲的勤劳吃苦是密不可分的。
　　大约在我上高中时，父亲终于在县城盖了房子，把母亲接到了城里。然而，他们的吵架并未因此停止。母亲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吵架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而我们放学后也多了一项任务，常常要四处寻找赌气出走的母亲。这却成了我考上大学的动力。农村的艰苦和家庭的压抑氛围，让我有一种迫切离开的愿望。在那个年代，唯一的办法就是考上大学，远走高飞。从高二起，我每晚都熬夜至深夜，清晨天刚蒙蒙亮便起床，拼命背诵英语单词。最终，我在高考中脱颖而出，成为县城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
　　大学毕业后，带着同样的想法，我选择独自到外地闯荡。放弃了分配的工作，先是去了山东，后来又到了银川，回家也就是过年过节。我在宁夏外贸工作的那几年，父亲正好也在银川工作。母亲有时来银川，大多是带妹妹来看病。他们见面就吵的习惯依然如故。
　　2023 年我下海到了西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段时间不见，突然有了想念他们的感觉。这年的春节，我接他们到西安过年，那是唯一一次不见他们吵架的一段时间。只是我感到他们特别不自在，一有空就说要出去转转，还坚决不要我陪，口径是惊人的一致。晚上回来，我问他们去了哪些地方，父亲兴高采烈地讲述他母校的现状，而母亲脸上的泪痕却如同无声的语言，透露出他们刚刚争吵过的痕迹。回老家的时候，他们坚决要求坐公共汽车。送他们上车的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他们放松了许多，只是估计一路上他们少不了的，仍是吵架。
　　2023年的第一个月，全家不幸同时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个个相继倒下。我那84岁高龄的双亲也未能幸免。据护士讲，来时他们病状很重的，上呼吸机才能呼吸。当时家里已做好最坏的打算。陪伴的姐姐说他们症状很重，随时有危险。但只要脱下呼吸机，他俩就开始吵架，护士也无可奈何。没想到，几天后他俩就康复回家。护士在一旁感慨地摇头，感叹道：“难道吵架真有神奇的疗效，能驱散病毒吗？”
　　今年春节，我和他们一起过年。他们吵架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每次我还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俩就已经吵上了。然而，我惊奇地发现，当我和他们说话时他们反应迟钝，而到他俩相互抓话把子时，反应竟然可以精确到秒！吵架开始，他们的记忆力惊人，母亲把从过门（结婚开始）的每件事都讲得如昨日重现，而且批判是一针见血！根本不像两个耄耋老人！
　　过完年，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下次过年，也和他们吵上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