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却往往过一两代就可能出现变化。比如春秋末年楚国的伍子胥，本以伍为氏，被吴王阖闾赐死后，儿子为避难，逃到齐国，改为王孙氏。又如陈国的陈完，本以陈为氏，由于国内发生内乱，出奔到齐国，齐桓公封于田，子孙遂改“陈”氏为“田”氏。
　　战国以后，姓氏逐渐合而为一，到了汉代一般都通称为姓。
　　这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有了姓。从分类学上说，姓与氏的区分是氏族内部进一步的细分;姓与氏的模糊则是氏族内部的重新统合以及氏族外围的有条件开放。这个变化标志着旧的宗法分封制度的逐渐瓦解，是姓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名的起源
　　名作为氏族成员互相区别的标志，是个体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因此，名的产生恐怕要比姓与氏晚得多，它是社会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氏族对部落成员中个体存在的文化认可和区别性指称，是为了“别众猥而显此人”。对于族群来说，名的产生是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剂，它会使本来凝为一体、彼此无差别的组织变得松散而有距离。从历史发展来看，个人私名的产生进一步从观念上促使原始公社的崩溃，私名同私有制一样，都是现代智人不断进步的里程碑。
　　从民族学和文化考古学的资料来看，在原始公社的母系氏族阶段，人们已经有了个人的名字，并在交往和择偶中使用。据宋兆麟等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可知，我国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纳西族地区，母系亲族所占比例较大，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但上古时期人们的名字，还没有与姓氏彻底分离，更多地表现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人们聚集在一个英雄人物的周围，崇拜并服从他，以他的发明创造作为旗号，因此，很难说这就是个体的名称。比如有巢氏，是人们开始懂得构木为巢、营建住所的标志，《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燧人氏是人们懂得钻燧取火的开端，《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礼含文嘉》说：“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故为燧人。”神农氏则是进入农耕文化阶段的标志，《绎史》卷四引《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另如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祝融、共工、蚩尤等，也是这种部落名向私名过渡阶段的产物。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已产生了私名，只不过由于这些英雄的强悍伟大，各有建树勋业，所以他们的名字就成了表征时代特征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了。
　　夏代时人们已有了确定的名字。据《史记·夏本纪》的夏世系知，鲧、禹之后，有启、太康、仲康、少康、予（帝宁）、槐、芒、泄等，但在命名上究竟有什么规律，因文献阙如，笔者不好妄做解人。殷商时期帝王以干支命名，是比较有规律的。殷商王自帝喾到振等八人，不以十天干为名。微，《国语·鲁语》作上甲微，《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作主甲微。这样看来，自上甲微至帝辛（纣）止，三十七王，均以十天干为名。但这种命名究竟有何用意，古今学者说法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是以生日为名。如《白虎通·姓名》中说：“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书》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易纬乾凿度》亦云：“帝乙即汤也，殷录质，以生日为名，顺天性也。”同说亦见于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司马贞曰：“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又《太平御览》卷八十三亦引：“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谓之帝乙。”
　　还有人认为是以死日为名。近人董作宾主张此说，他在《论商人以十日为名》一文中讲道：“汉人以为甲乙乃生人之名，所以解为‘以生日名子’，这是合理的。现在既由甲骨文字证明了甲乙不是生前的名字，只是死后神主之名，当然以死日忌日为神主之名、祭祀之日，最为合理。若说甲乙是死后的神主之名而取生日为标准，就未免迂远而不近人情。固然，从残缺的贞卜文字里，找出某人的生日，以证明神主甲乙命名的来源，是绝不可能之事，找死日也同样不可能。”
　　也有人认为是以庙号为名。如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引《古史考》：“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又引同书：“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这种看法在后来非常盛行，并对何以称庙号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