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 《万竹山居》 纸本设色 102.5cm×49.5cm 北京画院藏

潘天寿 《雨后千山铁铸成》 纸本设色 89.5cm×45.6cm 1961年 中国美术馆藏

黄宾虹 《烟汀夕照》 纸本水墨 47cm×27cm 1953年

梅墨生 《地久天长》 纸本设色 65cm×40cm 2005年

石朴 《江行图之一》 纸本设色 40cm×28cm 2016年

陈子林 《乐在其中》 纸本设色 69cm×70cm 2022年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来谈文人画，其实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实生活、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全都变了。现在已经不是20世纪，也不是19世纪，更不是18世纪，所谓的传统文人赖以生存的空间发生了变化。这个时空的变化和人文思潮的重大变迁，一方面让我们觉得文人画跟这个时代产生了某种隔膜；一方面我们会怀念这种以农耕文明为文化精神背景的写意性的文人绘画，它与那个时代的人文相同步。
　　其实历史上所谓的文人，可以追朔到先秦的“士”“君子”，但是“士”和“君子”的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想以及他们的抱负和思想要比后世所谓的文人要宽博得多，要高大得多。文人的文化真正形成起来是唐宋以后，特别是晚唐以后。为什么是晚唐以后呢？这是与当时国势、国力、国情分不开的。特别是五代以后，五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比较混乱的时期，文化上也是处在一个动乱错综的时期。北宋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的文官管理制度的原因，大量士大夫、官吏、文人受到贬谪。他们在被贬谪的过程当中，其心理上的郁闷、委屈、压抑都会通过他们的艺术方式、通过他们的文人生活、通过他们的文化寄托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文人画开始形成。
　　另外，宋朝的皇帝开国就以文治天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们是以文治国，以防止他们当年夺取天下的兵变重现。因为他们自己夺取天下是不光彩的，所以他们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政策是大量地发展文事，宋朝的好多皇帝，都喜欢翰墨丹青、诗文书画，乃至以后到南宋，所谓偏安江南一隅，声色犬马，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说是很让人失望的，但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说，它就起到了繁荣兴盛文化艺术的作用。南宋以后，中国的文人文化很兴盛。到了元代更是这样，元代因为所谓的异族统治，中原的汉人就有一种反叛的意识，但又不得行于天下，所以他们只能在文事方面寄托自己的情志。
　　这样呢，元明清以来，中国的文人文化（包括中国的文人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中国文人文化、文人画最兴盛的时期。到了清末，中国的社会积弱积贫，但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并没有因此衰落，中国文人到了晚清这个时代，实际上也是“慷慨赴国难”，也是对民族国家充满了忧患。
　　当然历来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上流和下流，文人也一样，有有行文人，也有无行文人；有有气节的文人，也有没有气节的文人；有有抱负的文人，也有没有抱负的文人；有有格调的文人，也有没格调的文人。这在任何时代都一样，所以到了晚清时代，一方面有很多人希望变法图强、强国强种，改良也好，变法也好，寻求出路，主张洋务运动也好等等，不管我们怎么看待他们，其实还是有这样一批文人。但是由于外来军事、政治文化的强势进入，中国的文人到了晚清、民国之际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思想、理念也发生了转变。举个例子，比如像黄宾虹，他是一个传统的士夫一派的文人，有抱负、有天下思想的文人，后来也兼具现代知识分子的某种思想和气质，他也接受了革命的一些思想，这就跟传统的士夫文人还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新旧文化交替大动荡、大交汇的时代特有的人物。
　　到民国时期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在民主、启蒙、救国、强国这么一个总体的呼声之下，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就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与革命。这种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利弊皆有，它有当时的合理性，比如说它可以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弊病，以及传统的一些束缚，但是另一面呢，它也把中国文化的根脉给伤了，比如说当时喊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然它也有弊病。所以中国的文人，不管是旧文人，还是新文人，在这个时代，都处于迷茫、困惑乃至痛苦之中。
　　我觉得文化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人们的情感生活，它很复杂，不是几句口号、一个简单武断的主张就能够解决的。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七八十年，人们关于文化的讨论，关于文化的论争，关于文化的价值选择、判断等，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即便是民主的呼声，乃至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潮，其实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地从中国人骨子里彻底根除，清朝的封建统治推翻了，不等于我们的封建意识就根除了。
　　其实这个文人画也一样，它究竟是应该在这个时代退出历史舞台，还是继续保有它那种人文价值？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简短地说，我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画里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个文人阶层、一个文化权力话语阶层，用业余的时间，用他们的文人身份、文人情趣和文人修养塑造出来的一种艺术流派，或者说是一种艺术形式，其实它几乎代表了中国画上千年来的文化传统。
　　文人画有它的不足，文人不是以专业绘画为主，不像画院的画家、画师那样，专以画画为职业。文人画是以“文人之余事”来从事的绘画，所以它在专业技法、造型的训练上肯定有所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价值。所以像徐悲鸿那样的观点，说董其昌“罪大恶极”，断送中国画500年，文人画“罪大恶极”等等这样的话，难免显得极端或偏激。如果以他那样的观点，把中国画近千年的代表大家及其代表作都去除，比如说我们把阎立本、范宽，把黄公望、吴镇、王蒙，把一大批包括八大、石涛、龚贤这些广义上都属于文人绘画的名家或名作从绘画史中去掉的话，那近千年的绘画史岂不是苍白无力吗？我想这绝对是不客观，也是不科学的。徐悲鸿看到当时中国画发展的一些萎靡不振、一些弊端，他的说法虽然当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今天看来不客观。
　　今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整个人类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全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国际化的风潮、全球一体化的时尚，几乎席卷这个地球。但我认为，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都可以一体化，但惟独文化不宜一体化，或者狭义的文化不可以一体化，广义的人类文化可以广泛地交融，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因为文化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而且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化都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我理解的文化它有狭义的、有广义的：广义的文化是指整个人类生存的文明的结晶、基础；狭义的文化，我指的是带有一定区域或民族、国别特色的文化习俗、价值观、世界观、生活方式等等。所以说，中国画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品种，它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积淀，有辉煌的名作，非常的灿烂、辉煌。文人画作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绘画的一个代表，它对于笔墨世界的探寻是独一无二的，在全世界的绘画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极力反对削中国画之足，适他人之履；我反对用写实主义、西方学院主义、抽象主义或其他主义等等方式来彻底取替、批评或是改造中国画，我认为那不是中国画的福音。
　　文人画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那只是倪瓒的一个说法而已，我们仔细去看倪瓒传世的作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不求形似”，实际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亭台就是亭台，树木就是树木，山石就是山石，流水就是流水，那只是他的一种说法而已。他表现了中国先秦自庄子以来解衣盘礴、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追求，是一种精神标榜，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中国的文人画就真的不求形似。徐悲鸿一类的思想对于文人画的批评没有从深度的学理上去论述的，那只是个人的好恶而已。比如他所推崇、抬举和喜欢的齐白石，那不也是中国这一类文人写意绘画传统中的代表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冷静客观地来看待文人画是很必要的、很重要的。
　　我不认为每一个画种的绘画都是优秀的，难道画家的画都是优秀的吗？难道画工的画都是优秀的吗？难道民间绘画都是优秀的吗？事情都不能绝对，民间绘画有它单纯、天真、朴素、率真、稚拙的美感，这是它的主要特色，但是也有幼稚的、不成熟的。画工或者是职业画家的画，确实在技术上比较纯熟，表现力比较丰富，甚至造型上也比较准确，设色上比较艳丽，技术上比较过关，但是它相对欠缺一种文化气息，画得匠气，也有这样的下流制作。所以文人画本身也是有上中下的区别，也有格调上的差别，不是所有的文人画都好，但是好的文人画确确实实可以代表中国绘画的主体部分、精华部分。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到了高科技时代，到了电子时代，到了传媒广告流行文化的时代，传统文人的生活已经解体，文人生存的空间已经移位，人们已经不耐烦静下心来去做学问，去修身养性，去风雅，去沉潜下来读书，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整个文人的阶层已经彻底解体了，转化成各种生存方式，甚至也在时下功利化的商业化大潮中迷失了自己，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认为文人画在将来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只要中国的文化还在，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的脉统还在，它就不会彻底消亡。中国文人画所标榜的以道家和儒家思想为主体，兼有佛家思想的那种意境，那种超迈的精神、空灵的气息，它是不会过时的，它是对人类精神、对人本性的生命境界的高迈追求和体现，它还有价值。
　　（作者系已故著名书画家、学者、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本文转载自《艺道说文·梅墨生书画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