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中亚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苏联解体之后，在中亚的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离开了中亚，加上独立之初的中亚各国经济不景气，考古研究得不到支持，很多专业人员也流失了。中亚的文化大国、文物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也仅有考古研究人员50名左右，而设有考古学系的只有塔什干大学、撒马尔罕国立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学校，考古学教育非常薄弱。
　　在考察的过程中，王建新发现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比较薄弱，许多文化遗迹都毁坏于推土机的铁铲之下，或为修筑道路，或为平整土地，让人心疼不已。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像我国一样，进行过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建立有详细的文化遗址和文物收藏档案，制定了系统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文物保护法规。王建新希望通过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为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一整套区域性的文化遗产档案，包括图文资料和测绘数据，同时，把中国标准和中国做法引入乌兹别克斯坦，为乌国的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贡献。他认为，这是一名负责任的中国考古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的职业良知和专业素养。
　　中乌联合考古队里乌方的一位小伙子引起了王建新的注意。这个小伙子叫比龙，是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在校大学生。腮帮和下巴上青黑色的胡茬，让人觉得他的胡须应该和他的满头黑发一样浓密。身材魁梧的比龙，总是面带笑意，勤奋而能吃苦，让人心生好感。后来，比龙留学西北大学，跟随梁云攻读硕士学位。
　　2014年，整个第一季度，中乌联合考古队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做了系统而详细的调查。春季来临，大地、村庄、城镇从漫长而干燥的冬季里渐渐苏醒，草场上慢慢露出了薄雾般的绿色。农民们开始播种棉花，而考古队的工作也进展顺利。欢快的气息随着涓涓而流的渠水以及大地灌溉后所散发出的湿润的泥土味道，弥漫在整个撒马尔罕盆地之中。
　　就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考古调查结束之时，王建新他们遇到了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托蒂亚。
　　身材高大的托蒂亚是欧亚考古学的三大巨头之一，在国际考古学界负有盛名。和他的欧美前辈和同行们一样，托蒂亚在中亚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寻找古希腊和古波斯的城堡遗存上，他的团队已经在撒马尔罕地区做了15年考古调查和发掘了。中乌联合考古队调查的区域他们都已经勘察过了，托蒂亚坚信，这些区域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
　　在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看见王建新他们的时候，托蒂亚的眼里充满了诧异和狐疑。是的，近现代以来西方所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已经根深蒂固，就连这位世界级的考古学家也未能免俗。在托蒂亚的眼里，中国考古学极其落后，在国际考古学界并无声音，也无代表人物。说到考古，中国在国际上是没有坐席的，充其量只是一位旁听的学生。而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竟然也进入中亚，竟然也谈起了考古学研究。就像一位衣衫褴褛的邻居，一直卑微而潦倒，也一直被大家所遗忘，然而突然有一天，他西装革履地坐在了绅士们聚会的咖啡屋里，和大家平起平坐。这让托蒂亚难以接受。
　　托蒂亚不无敌意地说道：“我们已经在撒马尔罕盆地做了15年考古调查了，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会调查吗？”
　　王建新只好淡淡地说，我们的学术目标不一样，你们调查你们的，我们调查我们的。应付几句之后，两人就分手了。
　　当天下午，中乌联合考古队2014年上半年考古调查工作汇报会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参加的人员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专家之外，还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学者，以及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托蒂亚团队的师生们，但托蒂亚本人并未出席。
　　王建新系统汇报了中乌联合考古队考古调查工作的过程，并详细介绍了新发现的几个游牧文化遗存，其中还有大型游牧聚落遗址，这些遗存，国外的几支考古队此前都未发现。
　　听到消息的托蒂亚坐不住了。他立即改变了态度，约王建新见面相聊，并且邀请王建新和团队成员吃饭喝酒。这下，感到诧异和狐疑的反倒成了王建新——托蒂亚这种前倨后恭的巨大转变，让王建新一时也难以接受。王建新便说白天没有时间，谁知托蒂亚又说，那就晚上吧，王建新无奈回复，晚上七点之后才行，托蒂亚当即同意。
　　坐在一起之后，托蒂亚说：“我们关于撒马尔罕盆地考古的报告已经出到第三部了，第四部是不是由你们来写呢？”王建新的大脑迅速转动起来，他揣测，托蒂亚的真实意图是想将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而这并不符合自己建立和把握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国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的初衷。王建新说，我们愿意合作，但怎么合作还需要认真商议，这次时间太紧，我们马上就要回国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托蒂亚却紧追不舍，说他要派人到西安和王建新继续谈。
　　两厢分手之后，王建新感慨万千。通过这件事情，王建新认识到，在游牧文化遗存考古方面，我们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并不落后于西方学者，甚至已经超越了他们。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王建新的自信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