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顿训练军队有绝招。“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就是以哨箭为令，我的哨箭射啥，你们就得射啥，不服从的一律斩首。第一次射鸟兽，不从的兵士辄杀之。第二次射冒顿的坐骑，不敢放箭的辄杀之。第三次射冒顿的女人，不敢放箭的辄杀之。第四次，冒顿带领将士射杀头曼单于的良马，这一回箭镞齐飞，没有不射的。“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便带领将士射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人如其名，刚猛凶残，自立为单于后，匈奴迅速崛起。
　　冒顿单于利用中原地区秦末大乱、楚汉相争的战略机遇，东讨东胡，西逼月氏，南犯河套，一时称雄。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亲征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在平城白登山。朔风裹雪，天气大寒，援兵未至，情势危急，刘邦采纳陈平的建议，收买冒顿单于的阏氏，才狼狈脱围。此后，匈奴一直在边境寻衅，刘邦去世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去一封用词孟浪的信，轻薄侮亵吕后，吕后隐忍，延续刘邦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政策，与匈奴和亲修好。
　　其实，匈奴的战略方向一直是月氏，因为月氏占据着东西方的贸易商道。
　　欧亚大陆从史前就存在着东西方的往来，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从黑海北岸直到大兴安岭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来自西方的人群与东方人群在西伯利亚南部相遇融合。这条物品、文化与人种的交流通道，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
　　到了公元前2000多年前，北方已经完成融合的人群开始南下，西方伊朗、高加索一线的人群开始东进，东方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人群也开始西进，来自三个方向的人群在中亚和新疆交汇融合，共同开创了中亚和新疆的青铜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源于西亚的小麦，传播到了黄河流域；源于黄河流域的小米，也传到了新疆、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这说明从中亚经过帕米尔高原、新疆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直到黄河流域的通道，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通道。
　　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月氏人是古印欧人的后裔，使用的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这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国际学术界的定论。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根据《史记》的记述，月氏人很早就生活在丝绸之路上，并且和匈奴人一样，都是游牧人群。
　　游牧人群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农耕人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耕人群粮食自产且可储存，家宅屋舍世代而居，财富不但可以积累，而且还可以继承，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吃穿用度物品几乎不用采买，贸易物品无非盐铁和奢侈品，而盐铁官营，价格浮动不大，所以中国古代农耕人群向来重农轻商。
　　游牧人群蓄养牲畜，逐水草而生，不动产较少，受环境影响较大，肉、奶、毡、皮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生活用品，比如粮食、武器、工具、器皿、茶叶、丝绸、食盐、木材等，当然还包括宝珠、饰物、胭脂以及香料等等奢侈品，都依赖于外来。取得这些物品的手段有两个，贸易或者掠夺。贸易是常态，战争往往发生在天灾之时。彼时，草原上牲畜死去，皮毛、马匹、橐驼大幅减少，无物可易，只有去抢掠，而他们的文化并不以此为耻。倚重贸易的游牧人群，对金银等货币金属有着天生的贪嗜。阿拉伯沙漠荒凉而贫瘠，但那里的游牧部落里却流传着《一千零一夜》这样的对财富和货币充满渴望的民间故事就是一个例证。
　　月氏人扼守丝绸之路，做起了中原和西域的中转商。中国古代典籍曾将月氏称为禺氏，《逸周书》有“禺氏騊駼”之记，《管子》有“禺氏之玉”之述，表明月氏人与中原做马匹和玉石生意，大获其利。《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秦朝的时候，居住在安定郡乌氏县（今宁夏固原）一带的“乌氏倮”，通过做“戎王”和秦人之间丝绸牛马交易掮客而发了大财。这里的“戎王”虽未指明是否为月氏之王或者月氏某一部落之王，但相信这些丝绸是到了月氏的手里。
　　贸易需要和平。中原农耕人群占据的是400毫米降雨线以东适合庄稼生长的地域，也就是从阴山到贺兰山再到乌鞘岭这一线以东的地区，而月氏正好在这一线以西，双方各得其所，未起战端。可能是月氏对大汉并未形成战略挤压，而且双方的贸易盛于民间，所以大汉朝廷对月氏的关注度并不高。中国的史书也没有为这位邻居花费太多笔墨，只是在记录与匈奴周旋之时才有所提及。
　　匈奴人觊觎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巨额财富，他们持续向月氏发动攻击。匈奴击溃月氏，征服西域，冒顿单于志得意满地向汉文帝发去了上面的那封信。而大汉帝国在文帝、景帝时期，迫于敌人的强大压力，正休养生息、削藩平叛、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形成了“文景之治”。
　　擐甲挥戈，铁马冰河，游牧人群形成的持续压力，砥砺着中华文化不断内聚、淬炼、扬弃、升华，而他们每隔一个历史时期的南下，也会为中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元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