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和传
　　纪和传在体例上是有区别的。
　　纪和传的源头是《史记》和《汉书》。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这么定位，“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纲纪庶品，网罗万物”。“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纪和传的区别在于：纪重写人，写皇帝一生的大概要略；传重在叙事，写功臣和社会贤达突出贡献的事迹。“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传纪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
　　《史记》《汉书》在写法上是革命性的，是中国史书写作的创新。汉代之前的史学著作，具体例之功的有四本，《尚书》是纪言体，《春秋》是纪事体，《左传》是编年体，《国语》是国别体。但这四本书有着共同缺陷，记人不充沛，述事不翔实。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均是简要概括，或用一两句话笼罩。在具体写法上也欠生动，《左传》《国语》被称为“《春秋》的内传和外传”，是对《春秋》的发扬和补助，虽然笔法也多姿多元，但仍囿于专业读者，不适宜广泛的社会阅读。《史记》《汉书》出现，中国的史书写作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史记》《汉书》被称为“纪传体”，因为纪和传占着主体。《史记》一百三十篇文章，“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书”八篇。《汉书》一百篇文章，“纪”十二篇，“传”七十篇，“表”八篇，“志”十篇。“世家”是记写诸侯的，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班固著《汉书》时，不设“世家”，皇帝入“纪”，其他人物一并入“传”。“书”也是司马迁的体例发明，是记述社会多方面生活的，天文、地理、礼乐、刑律、历法、农工商贸。班固的《汉书》改“书”为“志”，又增加了文化、五行等内容。
　　刘知幾在肯定司马迁的体例之功外，也从史学角度指出他的不足，比如标准不够严谨，项羽不是帝王，却入“本纪”，屈原和贾谊不属于一个朝代，却并为一“传”。《史记》的内容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刘知幾认为这么长的时间跨度，用“纪传”体覆盖不住。“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北方南方相距遥遥）；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参商二星不同时出没）。此为其体之失者也”。刘知幾推崇《汉书》的断代史写作方法，上自汉高祖刘邦，下至王莽，终西汉一朝，认为是历史写作的范本。
　　《史记》《汉书》这两部大作品，也是应时代的，是生逢其时。秦朝统一了全国，但只存在十几年时间，是大一统社会的序曲，社会形态至汉代才逐步完备和健全。
　　“自六义（艺）不作，文章生焉”，自《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之后，文章讲究写法了，这是《史记》《汉书》开创的局面。但文章仅讲究写法并不够，我们今天的纪实、传记、新写实，还有那个洋气的非虚构，在强调写法的同时，更应多学习《史记》《汉书》清醒认识社会的眼光，省世道，察人心，知得失。写现实的文章，失去了清醒，便一文不值。
　　在汉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文学”这个词，在汉代的观念里，比今天宽，也厚实。
　　文学一指文章经籍，《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经”之学。《史记·儒林列传》写到刘邦杀项羽之后：“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司马迁借公孙弘之口给文学的定义是：“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当年的文学家有三个硬条件：饱学与真知灼见；文章笔法讲究；还得“恩施甚美”，这个“美”字相当于今天美学里的美，不是表面的，是深层次的。杜甫有一句诗，与此遥相呼应：“文章千古事……名声岂浪垂。”
　　在汉代，文学还是一种选官制度，当时科举考试未兴，是察举制、推荐制，地方大员向中央举荐的人才里，即有贤良文学一科。贤良文学是当年的高端人才，属特举。大致的流程是，依皇帝诏令，地方官吏把举子送至朝廷，皇上廷试，举子策对，之后按见识高矮授官。皇上高兴了，会追加提问，一策之后，还有二或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这么出笼的。贾谊和晁错都是经历这种严格遴选脱颖而出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