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井其实不是井，是菜园。种菜需要水，要水就得有井，于是杨村人就把菜园叫“菜井”。叫成“菜井”还有另一个意思：大。菜井比菜园要大。杨村有种菜的传统，祖辈都种菜，县志上都有记载，“红白萝卜大杨村”，所以菜井的面积更大些，有二三十亩。
　　这二三十亩大的菜井在村东，叫东井。俗话说，丑妻近地家中宝，东井就是近地，干活方便，送粪近，抬脚就到，确实是宝。
　　务菜的都是上年纪的老人，细心，有经验，知道什么时候种什么，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菜井上一般固定一个人，晚上也住在井旁的庵子里；还有一个副手，白天去晚上不去。固定的那个人除了回家吃饭，春夏秋三季都在菜井上，怕贼偷。平时活儿多了，就告诉队长，队长就派些妇女，拔苗呀，拔草呀；活儿少了，就自己干。
　　那时候，杨村的菜井上只种应季的菜蔬，葱、韭菜、芹菜、黄瓜、西红柿等十多种。不过，那么多的菜，在我们几个眼里，只有两种菜：黄瓜、西红柿，还有种在菜井旁边的西瓜。
　　因为这些都可以偷。
　　有一年，菜井上的黄瓜就要开园了，很多人家都等着吃个新鲜，务菜的九爷也早早给队长打了招呼。可就在前一个夜里，我们四个哈娃将黄瓜园洗劫一空。害得务菜的九爷很长时间在村人跟前都没面子。
　　印象中，东井的时候，九爷一直在务菜，北街的三爷是副手。九爷个子不高，腰很直，黑，话很少。三爷的个子很高，有点驼背，每天都能看到他迈着大步挎着提笼从街上经过。
　　大约在七十年代中期，关中地区流行打辐射井，杨村就在东井那里打。那时打井主要靠人力，唯一的机械是架卷扬机，往上吊土向下送砖都靠卷扬机。但是，向下送砖的时候，出了件大事，一块砖掉了下去，砸到了正施工的一个人头上，人就那么没了，连句话都没有留下。他是九爷的远房侄子，出了这事九爷就不在菜井上干了，队里也把菜井挪到了村南，人们就叫南井。东门口的大爷接了九爷的班，我爷爷给他当帮手。
　　南井有个缺点，离村子远，但对我们这群猪嫌狗不爱的碎仔却是好事。东井离村子近，离大路近，瓜菜熟了，想下手却不容易；南井偏，背，很少有人经过，所以，瓜菜熟了，下起手来就很容易。而且，南井旁边地多，村上的西瓜地围着菜井转。而且，因为瓜地和菜井近，务瓜的和务菜的就互相利用：我回屋吃饭，你照看一下瓜地；你回屋吃饭，我照看着菜井。一天晌午，瓜园的十四爷回去吃饭了，瓜园就托付给了菜井的大爷。大爷很有责任心，快七十岁的人了，隔几分钟就从庵子出来，瞄瞄瓜地这边。当时我和一个同伴正埋伏在西瓜地南边的玉米地里。大爷虽然上了年纪，我们也知道他追不上我们，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当着他的面去明抢，和土匪没有两样，我们就趴在玉米地里等着。大爷到底上了年纪，那么热的天还穿着两件衣服，里面是白褂子，扣着扣子，外面是黑夹袄，畅着怀。这样，机会就来了，大爷的白褂子转过去了，我们就快速地匍匐前进；白褂子转过来了，我们就继续地趴着。到了西瓜地里，一人瞄两个大西瓜，也不知生熟，摘下来就准备滚着瓜撤退，一个先撤，另一个就盯着大爷的白褂子发指令。就这样，我俩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到了玉米地里。但是问题来了，一人两个大西瓜抱不动，就商量了一下，决定一人先抱一个，另一个先留着，但不能留在玉米地里，说不定下午就被别人看见抱走了。我俩自作聪明地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于是就决定把西瓜留在紧靠玉米地的辣子地里。这样盘算好了，就把两个二三十斤重的西瓜藏了进去，然后，一人抱着一个西瓜穿过玉米地，又穿过了乾兴公路，到了渠岸东，距离很远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边的动静。然后，我俩一下午拼着小命吃西瓜，吃一阵尿一阵，尿一阵吃一阵。终于吃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惦记存货。说来也巧，因为辣子还嫩，大爷和我爷爷很少去那块地，但那天傍晚，我们却看到了极不情愿的一幕：先是大爷去了辣子地里，在一个地方停下来，驻足看了看，我们的心就揪在了一起，然后见他又回到了庵子里，我们就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又看到我爷爷跟着大爷又一起出来，两人直奔那块地。我说：完了。果然完了，他们过去看了一下，又回到了庵子里，一人挎着一个提笼到了辣子地。虽然隔着老远，但从他们用力的动作来判断，那绝对是装西瓜的动作。果然，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时，爷爷说：“不知道谁家的瓜怂娃把瓜藏到辣子地里。老大说，你屋里人多，你拿个大的。”说完，爷爷还开心地笑了一下。因为有西瓜吃，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他们吃得很开心，而我只吃了一块。二姐说：“咋，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说：“肚子疼，不想吃。”是心疼，因为那两个大西瓜原打算明天才好好享用的，唉！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东井上的九爷、三爷，南井上的大爷，还有我爷爷，都已经去世了多年了。东井和南井上，人们还种菜，种大棚菜，一家一户地种，一年四季人们都很忙碌。不过，现在再没有半大的孩子去偷西瓜黄瓜西红柿了。人们说，那些碎仔都忙着做作业，哪儿还有时间弄那事？听上去，多少还有点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