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升小学三年级时，才在父亲百般劝说下，极不情愿地转学到县城。之所以不愿来县城上学，只因为乡下村子里有两位极具魅力的“瓜叔”。他们瓜得可爱、瓜得实在，时常会给我们这些小孩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
　　先说瓜叔大福。把大福叫瓜叔，不是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而是他家在村子里辈分高，加之他本人显得有些瓜傻的缘故。大福的年龄只不过比我们大七八岁而已，长得瘦高瘦高，像个麻秆儿，满嘴乱牙歪七扭八，张口一笑，两颗虎牙呲出来倒是显得憨态可掬。在我们这帮小孩们眼里，大福是个力大无比的勇士，更是个能随时随地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开心果。大福似乎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逮蝎子、捉长虫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跳崖撵野兔、上树掏鸟窝更是他的拿手绝活。在人们眼里大福有些傻气，据说小时候害了一场高烧病之后，便只长身体不长心眼，落了个说话吐字不清的毛病，智力也永远停留在八九岁的样子。到该上学的年纪了却无法入学，大人们便叫他“瓜瓜大福”，小孩们叫他“瓜叔大福”。大福兄弟姊妹多，平日里父母也不太待见他，时常因为芝麻大一点儿小事就会挨家人的棍棒伺候。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大福生气，即便是挨了打也照样乐乐呵呵地傻笑。我们更是经常捉弄他，以寻开心。有一次，几个小伙伴商量着，悄悄地在一棵桃树的树干上涂了一大坨牛粪，然后让大福上树给我们摘桃子吃。结果大福手一搭上树干就抓了满把牛粪，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他却一点儿也不生气，一边歪着嘴做鬼脸，一边伸手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搓去树干上的牛粪后，再次爬上树去给我们摘桃子吃，并没有看出来这是我们的恶作剧。
　　起初在县城上学令我极不自在，好不容易熬到放寒假了，我死缠烂磨地央求父亲把我送回乡下去，好想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瓜叔大福在空旷的田野里找鼠洞笼火熏田鼠、在厚厚的雪地里撒上秕谷支筛扣麻雀的场景。回村后才知道大福两个月前不小心打碎了家里的一只碗，遭他爸一顿狠揍。从没生过气的大福竟然因此而离家出走，没了音信。若干年后听说有人在邻县一个集市上见到过大福，说他成了居无定所、蓬头垢面的乞丐，也不认识过去的熟人了，已经瓜实啦。听到这个消息，我伤心极了，虽然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瓜叔大福，但我坚信他见了我一定会认得出来的。几十年过去了，瓜叔大福竟成了我心里抹不去的甜美而又苦涩的记忆。
　　再说瓜叔老夏。把老夏叫瓜叔可谓名副其实，因为他是个务瓜高手。老夏五十岁开外年纪，长得人高马大，一双杏核儿般的圆眼不怒自威，四方大脸黑里透红，厚厚的嘴唇上留着一撮浓密的胡须，操一口瓮声瓮气的山东话，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样子。按他自己的说法，种植西瓜是他家的祖传秘招。当年在山东老家的西瓜地里，正跟着他爷爷务瓜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当了逃兵不敢回原籍，便流落到我们村子做了个务瓜匠。别看他外表狰狞，但性格却温顺平和，特别喜欢跟我们这帮小孩嬉戏、打闹。几年下来，老夏务瓜务出了名声，他务弄的西瓜水分大、产量高、糖分足，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平时谁家有个小忙，他都会热情帮助，人缘极好。媒婆们争相给他说媒，可不知何故，他宁愿打光棍也不接招。
　　每到夏季，瓜地快开园时，我们一帮小孩便成群结队地来到瓜棚前吆喝：“瓜叔老夏，开园、开园！瓜叔老夏，吃瓜、吃瓜！”老夏也不嫌烦，任凭我们折腾。直到开园的前一天，才把我们召集起来，跟在他身后来到瓜地。他指哪个就让我们摘哪个，摘上十几个瓜后集中到地头去吃。瓜瓤共有三种颜色，红瓤黑籽、黄瓤白籽、白瓤褐籽。切瓜之前老夏往往会让我们先猜一下瓜瓤是什么颜色的，谁猜对了就给谁多吃一牙。不管猜对猜不对，最终每个人都会吃得小肚儿滚圆滚圆的，但这顿瓜绝对不是白吃的。等大家都吃不动了，老夏就下命令：每人必须到瓜田里去拔一捆杂草背走。其实，在瓜田里拔草是我们最开心、最爱干的活儿。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啊，不但完成了老夏布置的任务，还给各自家里的猪羊捎带了一顿丰盛的吃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文革”结束，政策开放了。老夏思乡心切，回了山东老家。从此我们再未谋面，但那瓜的甜味儿却永远地注入了每个人的味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