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来不能总依赖拐杖，越依赖越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了。

　　五十四
　　忽大年坐在驶往北京的火车上感觉像做了一场梦，庄稼、树木、村落忽忽地闪过去了，酷暑像把人们的精力耗尽了，咣当的火车不紧不慢，向着枫叶集聚的山峦驶过去。
　　那天他一上班就给老首长打了电话，提出想回部队去，在首长手下干点什么都可以。成司令不计前嫌接了电话，问：你是不是受了啥委屈，现在你已经脱了军装，要想再穿上不是那么简单的。忽大年嘟囔：再难你也不能看着老部下在水深火热里煎熬了。但他没好意思说自己看文件还得报告，反正没戴帽子，档案里也没有记录，不用担心部队那边的政审。放下电话他就给黄老虎讲，要去北京协调下半年的基建计划，黄老虎眨巴着老鹰眼有点怀疑：这种事用得着你堂堂老领导去？叫计划科去个科员就办妥了。忽大年摆出居高临下的神色道：怎么，我出个差，你都卡啊？
　　当天晚上，忽大年只身坐上了开赴京城的火车，但他连一个随从也没带，一间软卧四个人，互相都不认识，打水倒茶都得自己干，他也不跟别人搭话，心想这次去北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也真他妈的憋气，而且憋在肚里还释放不出来，弄得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跑到医院去听诊，提示心动过速，还有偶发早搏，这都是老年人才有的病状，医生说还是压力太大，嘱咐在家多休息几天。可他知道光躺着屁用也没有，只要人在长安待着，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起的办公楼成了别人的天下，这股气怕是越憋越难受了。他感觉还是在部队痛快，训练、打仗、休整，人与人之间，单纯自然，直来直去。所以，他想都没想就买了火车票，只盼着能早点见到亲爱的老首长。
　　可是列车在过黄河时，居然又在风陵渡停摆了三个小时，速度慢得让人直想骂娘，当然忽大年没敢把牢骚发出来，他看到车厢里另外三人也是干部模样，似乎也都带过兵，彼此回味着当年部队入关，与胡宗南交战的情形眉飞色舞，忽大年也想凑上去添个热闹，他的部队在扶眉战役中也是立了功的，但他想到敞开话题，又少不了要问自己部队番号，少不了要问今天在哪儿公干，那他该怎么解释呢？说谎话不行，说真话也不行。唉，首先是那个令他羞耻的番号，实在是名气太大了，部队人可能都知道，在朝鲜打得那么惨该咋解释呢？即使他没入朝又怎能脱得了干系？
　　忽大年没带警卫和秘书，是他觉得这次是去找首长诉苦的，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可是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自己拎着帆布包，人头攒动，行色匆匆，他顿时有些茫然，定定神才随大流往出站口走去。是啊，这些年出门都有秘书操心，自己就没在意过琐碎，出了站口他站到广场上，坐车的骑车的来来往往，他不知道该坐哪趟公共汽车了。
　　人看来不能总依赖拐杖，越依赖越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了。可他刚走了几步，隐约听见有个清脆的银铃声叫他，回头看去，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竟然冒出一位年轻的姑娘，圆脸庞，亮眼眸，高鼻子，肩上背着挺大的帆布旅行袋，手上拎着塑料绳编的网兜，笑眯眯从人群里撵过来。忽大年对她没有一点印象，只好迟疑地问：你喊我吗？那姑娘咯咯笑了：你咋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咱长安技术科的，你每次跟苏联专家来检查，都是我端茶倒水。忽大年未置可否笑了笑，他实在没注意过这个倒茶水的姑娘，忽想起有人说那个绍什古喜欢去技术科检查，要是倒茶水的技术员在场还好说话，若不在就会从图纸上挑出一堆鸡毛蒜皮来。忽大年隐约听说过，但始终没有对上号，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火车站遇见，犹如他乡遇故知了。
　　厂长咋是一个人？也没带个拎包的？
　　这次进京事情简单，我不想带秘书。
　　那我给你拎包吧？姑娘不由分说把他的旅行包抓到手上。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印象？
　　厂长官僚了，那天看电影，我还给你拿过板凳呢。
　　啊？是你呀？你以前扎的是羊角辫，你叫啥？
　　我的名字本来叫毛二豆，太土了，我就改成毛豆豆了。
　　忽大年每次到北京都在总部招待所“下榻”，每天住宿费三元，一天三餐也是三元，而且离总部机关只有两站路，不急就走过去了。没想到工厂来北京出差的人真不少，师级待遇，一人一间，别人都是四人一间。长安人见忽大年也住进了招待所都来看他，争先恐后把去部里沟通的点点滴滴倾吐出来，以前他听这些汇报还是很认真的，会掏出笔记本记上重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今天他没一点点兴趣，吃过晚饭推说要去长安街溜达，直到月上树梢才回到房间。
　　其实，晚上的溜达是去“侦察”总参大门朝哪开，他以前为领军令状去过，为八二三炮战也去过，但每次都有人接送，吉普车进了大院一停下，抬头就见成司令双手叉腰在门厅站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