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购得一本奇书。这书长长方方，红白相间，侧边盖有蓝色的肉质检验合格章，乍看就是刀油腻的肥肉块。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封面、封底我没有找到书名。竖起书脊，才看到《肥肉》两个字。再翻看内文，篇
　　篇不离肥肉，真可谓表里如一。
　　书里的作者，沈昌文、钟叔河、苏童、李洱、麦家这样的大腕真不少，写的也多是过往事。为什么肥肉会让大家这么有兴趣？书的简介里有句话说得很中肯，“肥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的背后更有一种记忆，可能是一个年代或者一段往事，也可能是现代社会的缩影。”其实，不仅是名家，以我的经历，
　　就对肉、对肥肉有话要说。
　　我9岁那年腊月，父亲大清早到公社收购站去交猪。为了方便自己离开办手续，他从睡梦中唤醒了我。听到要有肉吃了，我也乐于一块去。出门时，母亲撩着围裙追上来说：“和人家好好说说，给咱割刀油厚的。”父亲脚步顿了一下，低头拉着猪只顾走。肥肉可以炼油，炼的油可以炒菜、可以调味，撒上辣面，还可以夹热蒸馍。有肉吃，有油炼，一块肉能馨香一个正月，主妇们势必很上心。困难年代养猪主要靠草料、靠剩饭汤，猪长得瘦小不说，从小到大，往往需要十个月到一年饲养，猪也被称作“年猪”。为了过个红火年，村民们大都会集中到腊月交售猪。一年一次，肥肉应该是家家都向往得到的。
　　进收购站前，平日抠索的父亲在供销社买了包9分钱的羊群烟。收购站里，人喊猪叫，熙熙攘攘，收猪还没有开始。父亲拉过我，指了指一个站在水龙头边刷牙的人对我说：“去，给你叔把烟送过去。”那人膀大腰圆，袖口上沾着猪血，牙膏的白沫都流到了下巴上。我有点怕，怯生生地说：“叔，我爸给你一包烟。”那人抬高了手肘，我顺势将烟装在了他的衣兜里。不远处的父亲讪笑着，脸上满是恭维和谦卑，完全没了吆车赶牛的潇洒和英武。轮到验收我们的猪了，杀猪匠捏捏猪的背，拍拍猪的臀，嘴巴里咕噜咕噜不知说的啥，父亲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要知道，猪太瘦就交不了。好在那人磨叽完了，递给父亲一张纸条说：“去过秤吧。”父亲的腰才挺直了。
　　等待称重的过程又险象环生。担心猪太小，不够斤两，天没亮母亲就给猪煮了一盆精饲料。说是精料，无非是比往日多添了一把麸皮、半碗糠。目的是让猪多吃点够分量，甚至多卖点钱。来时猪的肚皮圆滚滚的，这会儿人多，半天上不了秤，又尿又拉的，一会儿肚子就像皮球放了气往进瘪，急得父亲直挠头皮子。突然有人喊：“15号，15号。”父亲连忙答着“到”，和我合力就把猪推上了称重的铁架子。谢天谢地，猪不多不少101斤，比收购指标多了根头发丝。背过人，父亲骂了句：“娘的，要是再拉泡屎尿，今年只能喝清汤了。”
　　算过账，父亲捏着钱，挤挪到了卖肉窗口。他伸进头说：“师傅，要二斤肥肉。”窗内弹出了一句话：“就你灵醒，好像你比别人多长个sa（头的意思）。”父亲挨了一闷锤，悻悻地提出来一刀肋条肉。回到家，母亲抱怨说：“让你买块肥肉都办不成。”父亲回敬道：“你以为我是队长、是售货员！”队长是干部，自然有特权。那时的售货员、杀猪匠也不能小觑，他们都是掌握特殊资源的人。走在街上，这个让茶、那个递烟，威风八面，父亲当然不能比。这个差别母亲掂量得来，也就无话可说了。
　　肉买回来了，我醒来，梦里都是油油的、香香的肥肉肉。但无论我怎么鼓噪，父亲母亲就是不炒肉。除夕夜的爆竹响起来了，父亲才很有仪式感地扎起围裙，磨好刀具，端来圈椅，坐在案边切肉。他一刀一刀切得很仔细，抽两锅旱烟就能完成的工作，他能消磨得燃尽一根香，仿佛那肉压根就不是二斤，而是二十斤。我强熬了一阵后就睡去了，到底没有提前吃上肉。多年后我问母亲这件事，她说：“早炒早吃完，出不了正月多恓惶。”我默然。
　　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肥肉被赋予了幸福、温饱和富裕的含义，与今日人们的膳食追求和健康标准截然不同。邻居五叔喜欢吃肥肉，至今不改。一个热蒸馍，一碗油肉块，让他开心幸福地笑半天。我年年陪妻子回娘家，很多时候，她都愿意买块肉做礼物，不挑瘦的，专拣肥的。我知道她心里也有个结。孩子们要是撇嘴提意见，她会说：“你们是好日子过腻了。”换句话就是说，你们幸运没经过难，要感谢逢上了国家飞速发展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