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1月17日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32）
“五经”的排序，司马迁和班固有区别。
《史记》中对其的排序是《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汉书》的则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两位史学大家，一位在西汉，一位在东汉，既代表个人的学术观，也昭示着不同朝代的文化认知。“五经”是汉代认定的五部经典著作，汉代设立的“五经博士”代表着当时的国家学术水平。这五部著作，既文法卓越，同时均以史学为根基。《尚书》《春秋》是史学范畴；《诗经》是文学，但内核是史存与史思；《礼记》是社会原则与行为规矩的研究著作，基础也是史学，是对历史细节进行梳理，并做出规范和鉴别；《易经》集哲学、天文学、社会学、文学之大成，同样是在历史记忆的土壤中长成的苍劲之树。中国人讲的“文史不分家”,即是源此而出。
经由孔子这双巨手编辑而成的《尚书》和《诗经》,把史和诗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中国人讲的“史诗”,与西方的认知不同，不是文体的概念，也不在“宏大叙事”那个层面，中国人的“史诗”,也不是“神话”,而是“人话”,是直指世道与人心的冷静意识与文化情怀。“五经”中所包含的东西，尤其是《尚书》和《诗经》,在秦始皇时代是砍头之书，而在汉代是治国之书。我们今天的文学和历史学，在这些领域的思考欠缺得太多。承续中国文化传统、汲取典籍中的智慧重要，但认知典籍之所以成为典籍的方法，包括典籍所植根的历史土壤，以及人文生态也同样重要。
《尚书》与《诗经》的一场风云际会
国之大者，是以治国观念的蹈大方为基础的。
《多士》,是《尚书》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是周公代表周成王作的训诫辞，训诫对象是殷商亡国之后发动叛乱又被节制的旧贵族。这篇训诫辞不足九百字，但内涵丰富，而且藏着两个了不起的政治判断：一是如何稳妥安置前朝的遗老遗少；二是清醒地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明确画出底线和红线，剥夺政治权利，但不限制人身自由，给予生活出路。其中最闪光之处，是父辈之罪不牵连后代。既斩断戴罪之人的妄念，同时赋予其新生活的希望。
在三千多年前还没有走出奴隶制度阴影的时代，有这样前瞻性的社会认知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次训诫的背后还潜伏着一系列起伏跌宕的故事，如一部历史纪录大片。
故事的发端是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史记·周本纪》）。“诸侯畔周”只是外患，还有内忧，周公摄政引起姬氏兄弟之间的不睦失和，以及当朝重臣召公的猜疑。
《尚书·周书》中，《君奭》《大诰》《金滕》《召诰》《洛诰》《多士》六篇文献记载的史实，构成这部纪录大片的主线索，《多士》是剧情高潮。《诗经·豳风》中的《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六首诗，与这一系列事件密切关联，是穿插于这部纪录大片中的主题曲。《尚书》与《诗经》相互映照，钩沉出三千多年前的这一段沧桑史。
从周公摄政，到遭遇阻力辞摄政王，东就鲁国，之后朝廷迎归周公，营建洛阳城，再到代表成王致训诫辞，历时七年。七年之间发生的事情，是这样一步一步展开的。
周公摄政引起的危机
周文王与正妃太姒生有十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冉季载。
长子伯邑考在殷商时“质于殷”,后被商纣王所杀。一种说法是文王被囚禁羑里城时，纣王把伯邑考烹为肉羹，给文王喝下。
此为小说家言，不可信。
次子姬发和四子姬旦最为出类拔萃，是文王的左右手，姬发即武王，姬旦即周公。姬旦最初的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一带，因此称“周公”。后东封鲁国，史称“鲁周公”。周公为人孝顺仁厚，先尊奉文王，后辅佐武王，一心一意，谨慎作为，深得文王和武王的器重。“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史记·鲁周公世家》）。
公元前1046年，武王举兵伐纣，殷商亡国，周朝建立。灭亡殷商后，武王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襄理殷地，以延嗣族脉。派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做监国，史称“三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史记·鲁周公世家》）。
公元前1043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出任摄政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襁）葆（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叛）,周公乃践阵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践阵，是即位登基的意思。古代祭祀的大殿之前分东西两个阶级，东阶为主阶，称“阵阶”,君主由阵阶上位。“周公乃践阵”,周公是臣子，代表成王由阵阶祭天告祖，引起管叔鲜等兄弟之间不睦失和，当朝重臣召公对此事也持不同意见，“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尚书·君奭》）。此时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师，周公摄政理国，却有践阵之举，有“亲政”之嫌，召公不悦。周朝的政局由此产生了严重危机。
（未完待续）
《史记》中对其的排序是《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汉书》的则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两位史学大家，一位在西汉，一位在东汉，既代表个人的学术观，也昭示着不同朝代的文化认知。“五经”是汉代认定的五部经典著作，汉代设立的“五经博士”代表着当时的国家学术水平。这五部著作，既文法卓越，同时均以史学为根基。《尚书》《春秋》是史学范畴；《诗经》是文学，但内核是史存与史思；《礼记》是社会原则与行为规矩的研究著作，基础也是史学，是对历史细节进行梳理，并做出规范和鉴别；《易经》集哲学、天文学、社会学、文学之大成，同样是在历史记忆的土壤中长成的苍劲之树。中国人讲的“文史不分家”,即是源此而出。
经由孔子这双巨手编辑而成的《尚书》和《诗经》,把史和诗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中国人讲的“史诗”,与西方的认知不同，不是文体的概念，也不在“宏大叙事”那个层面，中国人的“史诗”,也不是“神话”,而是“人话”,是直指世道与人心的冷静意识与文化情怀。“五经”中所包含的东西，尤其是《尚书》和《诗经》,在秦始皇时代是砍头之书，而在汉代是治国之书。我们今天的文学和历史学，在这些领域的思考欠缺得太多。承续中国文化传统、汲取典籍中的智慧重要，但认知典籍之所以成为典籍的方法，包括典籍所植根的历史土壤，以及人文生态也同样重要。
《尚书》与《诗经》的一场风云际会
国之大者，是以治国观念的蹈大方为基础的。
《多士》,是《尚书》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是周公代表周成王作的训诫辞，训诫对象是殷商亡国之后发动叛乱又被节制的旧贵族。这篇训诫辞不足九百字，但内涵丰富，而且藏着两个了不起的政治判断：一是如何稳妥安置前朝的遗老遗少；二是清醒地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明确画出底线和红线，剥夺政治权利，但不限制人身自由，给予生活出路。其中最闪光之处，是父辈之罪不牵连后代。既斩断戴罪之人的妄念，同时赋予其新生活的希望。
在三千多年前还没有走出奴隶制度阴影的时代，有这样前瞻性的社会认知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次训诫的背后还潜伏着一系列起伏跌宕的故事，如一部历史纪录大片。
故事的发端是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史记·周本纪》）。“诸侯畔周”只是外患，还有内忧，周公摄政引起姬氏兄弟之间的不睦失和，以及当朝重臣召公的猜疑。
《尚书·周书》中，《君奭》《大诰》《金滕》《召诰》《洛诰》《多士》六篇文献记载的史实，构成这部纪录大片的主线索，《多士》是剧情高潮。《诗经·豳风》中的《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六首诗，与这一系列事件密切关联，是穿插于这部纪录大片中的主题曲。《尚书》与《诗经》相互映照，钩沉出三千多年前的这一段沧桑史。
从周公摄政，到遭遇阻力辞摄政王，东就鲁国，之后朝廷迎归周公，营建洛阳城，再到代表成王致训诫辞，历时七年。七年之间发生的事情，是这样一步一步展开的。
周公摄政引起的危机
周文王与正妃太姒生有十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三子管叔鲜，四子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冉季载。
长子伯邑考在殷商时“质于殷”,后被商纣王所杀。一种说法是文王被囚禁羑里城时，纣王把伯邑考烹为肉羹，给文王喝下。
此为小说家言，不可信。
次子姬发和四子姬旦最为出类拔萃，是文王的左右手，姬发即武王，姬旦即周公。姬旦最初的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一带，因此称“周公”。后东封鲁国，史称“鲁周公”。周公为人孝顺仁厚，先尊奉文王，后辅佐武王，一心一意，谨慎作为，深得文王和武王的器重。“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史记·鲁周公世家》）。
公元前1046年，武王举兵伐纣，殷商亡国，周朝建立。灭亡殷商后，武王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襄理殷地，以延嗣族脉。派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做监国，史称“三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史记·鲁周公世家》）。
公元前1043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出任摄政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襁）葆（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叛）,周公乃践阵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践阵，是即位登基的意思。古代祭祀的大殿之前分东西两个阶级，东阶为主阶，称“阵阶”,君主由阵阶上位。“周公乃践阵”,周公是臣子，代表成王由阵阶祭天告祖，引起管叔鲜等兄弟之间不睦失和，当朝重臣召公对此事也持不同意见，“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尚书·君奭》）。此时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师，周公摄政理国，却有践阵之举，有“亲政”之嫌，召公不悦。周朝的政局由此产生了严重危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