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由一经细化为三经，即《周礼》《仪礼》《礼记》,构成中国人的规矩大全，用以敬天、敬地、敬人伦物理。《春秋》是孔子著的史书，“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也细化为三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再增加一部《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之后，又增加《孟子》,总括为“十三经”。明清两朝，在“十三经”之外，还有“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入仕的初级教材，是考秀才用书。如果想中举人，进进士，非啃完“十三经”不可。由西汉直至清朝末年废止的学而优则仕选官制度，是中国人的制度发明。以现代的眼光看，至少有三个亮点：
　　第一，用中国智慧治理中国。中国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传统文化的内行，其中多位还是行家，乃至大家。尤为贵重的是，用这个官员选拔制度，守护并延续了中华文脉，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熔为一炉，构成独到的中国方式的文化政治学。
　　第二，古代官员选拔有规范的制度标准，这个制度沿用了两千年，而且被不同的朝代传承袭用。古代社会尽管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这个制度清晰划定了一条中国古代官员文化素质的基准线。中国古代官员的综合文化素质，是高于国民平均值的。
　　第三，基本上是在全社会选拔人才，尤其是贫民子弟可以通过苦读书改变命运，甚至鱼跃龙门。给底层百姓以生活的希望之光，是这个制度带来的社会温暖。一个让底层百姓失去希望导航的社会，是极度危险的。中国古人讲“书香”,其实书本身无香无味，这个“香”字，指的就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希望之光。
　　《诗经》自西汉起被重视，奉为儒家经典，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我们从出自这部诗集的数十个成语中，也可以知见这部经典深切的力量与劲道：进退维谷、如履薄冰、毕恭毕敬、爱莫能助、哀鸿遍野、不可救药、惩前毖后、斤斤计较、耳提面命、高山仰止、忧心忡忡、信誓旦旦、衣冠楚楚、高高在上、新婚宴尔、硕大无朋、小心翼翼、天作之合、投桃报李、乔迁之喜、他山之石、战战兢兢、生不逢时、寿比南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成语，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体，如同舍利子一样，结实有力，内涵隽永，又晶莹鲜亮。
　　言者无罪：中国早期的民意调查
　　周代的采诗官，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民调人员。
　　春天到了，农耕在望，百事待兴，又一个轮回的忙忙碌碌即将启动。在这个节骨眼上，各诸侯国的采诗官们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这些人着官衣，手持木铎。铎是古代政府发布号令的响器，分为两种：“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周礼注疏》）宣布政令以木铎，发布军令以金铎，“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周礼正义》）,“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孔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深入民间，沿途征集抒写民情民怨的诗，之后由专门的音律官员整理，配上音乐，由诗而歌，进京唱给周天子。中国人称诗为“诗歌”由此开始。唱给周天子的诗有一个标准，“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汉书·食货志》）。怨刺诗，即以民怨、民伤、刺政为主要内容。这样的诗中，可能有过头的话，却是真实的心底声音，周代的政治高层据此洞察民心动向。国家如没有重大的政德和军功事件发生，泛泛的歌功颂德作品不在征集采撷之列。
　　古代的中国人，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首先考察“初心”,即做事情的动机。无端或没来由地恭维奉承他人，被认为是动机不纯。孔子编选《诗经》的时候，在艺术标准之外，还有一个道德人心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三百零五首诗，用一句话概括，写作的初心都在人间正道上，不旁逸斜出，不走小道，也不抄近路。这也是周代初年实行的采诗制度的基本原则。
　　周代的老政府，重视倾听民间的真实声音，不禁言，这是特别了不起的。
　　采诗，后人衍为采风，取义《诗经》中的国风，指意更加具体明确，是关注民情，采集人间疾苦。
　　《汉书·食货志》中对采风制度的记载是，“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冬天的闲聚生活即将结束，人们要各自忙碌去了。“行人（采诗官）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音律官员）,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最后一句话，“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周天子不用出宫廷而悉知天下事态。
　　采诗官由年长者担任，中央及地方均有此职位，“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官衣，指着政府官员制服；食之，是享受官员待遇，但不是正式官员，用今天的话讲，是比照公务员待遇。“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诸侯国）,国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注疏》）。采诗官由无子者担任，是防范民调人员的挟私之心。古人重男轻女，有女儿也视为无子。
　　大时代是由大人物开创的，并由一系列不平凡的制度构成。在国家制度上有突破，有建立，是大时代的标识。孔子终生念念不忘的“克己复礼”,礼就是指规矩和制度，旨在重返西周的制度时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