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是一种最生动、最有特色的语言，南腔北调各有韵味。我家乡的口音根据地理形态和旧时的行政区划，形成了五种腔调，南北二山的山腔，浅山丘陵地区的红苕腔，县城的城关腔，城郊的菜园子腔，本县东部的下路客腔。同一种乡音，虽然大同小异，却是各有特点。每一种腔调，都自带气场，底蕴十足。
　　自从明朝天启年间红苕从南洋来到中国，它就成了灾年里的救荒粮，寻常日子里却成了粗粮。现在的人们用红苕养生、减肥、防癌，不一而足。南方人叫它番薯，河南人称它红薯，山东人喊它地瓜，江苏人唤它山芋，陕南人给它起了个最土气最卑微的名字——红苕。秦巴余脉的浅山丘陵地区干旱缺水，红苕不择土地肥瘦，随遇而安，适应性极强。麦收过后，农人起好地垄，待到一场透雨落下，赶紧将一段段红苕秧子扦插在地垄上，瘦弱的红苕秧子一天天长大，长成了一丛丛的长青藤。红苕茎叶清炒或是做浆水菜都很美味。红苕的青藤蔓，连猪儿都能喂肥。红苕的根系再生繁殖力极强，须须蔓蔓发散开来，最后结出了一窝窝活鲜鲜、脆生生的地瓜来。
　　我的同学春平家在巴山余脉的一个乡镇里，坡大沟深的黄土地上盛产红苕，被外人戏称作红苕乡，这里的红苕香甜软糯，含淀粉多，硕大且美味，生熟皆可食。人对红苕又爱又恨，困难的时候可以果腹，日子好了，天天吃也会生厌。在学校里，春平给我们带来了他母亲晒的红苕片，油炸的红苕丸子，红皮黄瓤的北瓜苕。北瓜苕在地窖里放上一个冬天，蓄满了糖分，香甜脆爽，可以当水果吃。红苕干和红苕片炒熟了吃，能当淡嘴的小吃食。在我们的学生时代，这些东西晚自习后带到宿舍里当作晚餐，解了饥饿也增添了乐趣。春平说最好吃的，还是他母亲用苕粉蒸的粉皮子，柔中带韧，绵而不腻，软而不沾。浇上红油辣子和汁水，一次能吃上两大碗，补上一个星期的亏虚。
　　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是春平的堂姐夫，他不喜欢红苕，也不怎么喜欢春平。有一次上课时，他让春平用红苕腔读一篇课文，教室里响起一片笑声，春平窘得满脸通红，一言不发。李老师只好自己先读了起来，原来他的红苕腔也十分标准，连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可能是红苕吃多了的缘故。
　　其实所谓的红苕乡、红苕腔，都是戏谑之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这个地方的方言杂糅了西南方言和中原官话的成分，不南不北，十里不同音就不奇怪了。与外地人交往，你一开口，别人便云里雾里，不知你出自何方。我们县的县城处在汉江的上游，曾经是繁极一时的水陆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歇脚，或是落地生根，于是有了南北融合的城关腔。这种腔调的发音虽然字正腔圆，不像我们本地人说（念做拂）话一手端水（念做匪)，一手拿书（念做福），那样土得掉渣，它终归就是个方言而已，难登大雅之堂。它的卷舌音代替了平舌音，平仄四声丝丝入扣，z、c、s、r（念做兹此丝日）振动且自带气流，乍一听就有城里人的一种自豪感。城关腔轻、绵、软、甜，可能是城镇的人生活安逸，吃国家供应粮，拿单位工资，旱涝保收。坐茶馆，泡澡堂，自在安逸，说起话来不急不躁。倒不像种田的人，过去挣工分，累死累活的还吃返销粮。包产到户了，人不勤快地就哄人，没个工夫谝闲传，所以走路急死火燎的，说话机关枪似的，快人快语。红苕吃多了，腹中虽有浊气，但是话一出口就豪气冲天。乡里人实诚，说话清浊缓急，字字吐露心声，有一种天然浑厚的感觉。这是发自肺腑之言，声情并茂不拖泥带水，话音干脆，掷地有声。像刚刨出土的红苕，新鲜接地气。
　　春平初中毕业去南方打工，满嘴的红苕腔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三十年后春平衣锦还乡，此时他已经是一家企业的老总，儿子在澳洲读书。同学聚会时，春平操一口苏味的普通话。大家笑他：该不是喝了人家城里加过漂白粉的自来水，舌根子都变软了，说话酸溜溜的。春平笑着说：看来我要改口说红苕腔了，连舌头都能伸得直，又自在，一吐为快。
　　冬日的傍晚，在县城的街头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道，原来有人在卖烤红苕。许多年轻人围在铁皮桶做的烤炉旁，吮吸着丝丝香味。那烤得焦黄的红苕流蜜，剥开来金黄的瓜瓤香气四溢，让冬日的夜晚温暖如春。烤红苕的汉子满脸喜悦，扯起嗓子吆喝起来：烤红苕！好吃得很哟！这满是泥土味的声音，随着晚风飘散，绵厚、醇香，回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