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忽小月跟着嫂子来到街道办，看见墙上印刷的结婚登记说明，才知道领证必须男女双方同时到场，还要拿上各自单位的介绍信和户口本，可这些东西她一样没带，这证肯定是领不成了。她不想听那人比较长安的福利，转身出了登记室去看墙上的板报，显然那上面的内容很久没换了，粉笔字已经斑斑驳驳，但仍可看清都是反击右派的内容，字里行间在批判轮流坐庄，那时自己在苏联实习，似乎传达过几份国内文件，讲的都是日新月异的“大跃进”，所以她看到那些火药味的黑板报还是感觉新鲜，感觉国内的气氛跟她出国前还是不一样了。
　　后来靳子从登记室出来笑靥满面，拉住妹妹手走出街道办才从裤兜掏出一片牛皮纸，叮嘱：你可不敢把它丢了，也不敢让别人看见，等组织上找你，你再拿出来。忽小月惊奇地看着嫂嫂问：你还真给办成了？我就一个人来，也没开介绍信，没拿户口本。靳子小声说：对了，你要给连福那家伙说一声，你俩得统一口径，可别你说领证了，他说没领啊。
　　妹妹看结婚证上写有她和连福的生辰惊讶地问：我没给你出生年月，你咋填上去的？靳子说：我来前到档案室查了，一清二楚的。妹妹不由得惊喜道：嫂子，你可真厉害。可靳子又说：我为啥给你领个假证？是为以后好分手啊，那个连福有历史问题，你们绝对不能真结婚，要不然就把你给毁了。
　　忽小月来回翻着结婚证说：我哥不是不管我了吗？靳子咬着牙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哥不管你，还能让我来帮你领证？忽小月委屈地要哭了，说：那他咋把我的翻译职务给撤了？靳子告诉她：那哪是你哥撤的？那是外交部来电要给你处分，上边瞪着眼盯着，不先撤了你的职，怎么给上边交代？你可好，还没歇上两天，又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急得你哥满嘴的泡。忽小月噘嘴嘟囔：咋是我闹腾了？是你们老盯着我。靳子压低声音说：你不要嘴硬，你跟连福去押运，给谁说了？白天晚上待在屁大点的车厢里，你们能守得住？没干那个事？忽小月不敢看嫂子眼睛，嘴上却硬：我们能干啥事？我们啥事都没干。靳子猛地站定：你把话再说一遍！
　　可是，忽小月任凭嫂子叫唤再没回头，一溜碎步回厂了，远远看见哥哥从大门出来，又扭身朝街坊拐去了。
　　大步走来的忽大年肚子里又涌进来一股邪火，但他没有走出工厂大门，只是去传达室拿了张报纸就踅回去了。
　　刚才黄老虎拿着电话记录告诉他，省委来通知要开反右斗争总结会，点名长安厂副书记参加。忽大年盯着面前的老部下心里不是滋味，虽然他在下放劳动，可他仍挂着党委书记的头衔，省上开会派谁参加不言而喻，但是点名叫一名副职去参会，这明显包含着极大的不信任啊！忽大年不由攥着拳头朝办公桌连砸两下，砸得黄老虎手拿军帽连连解释，他这些年只顾守在厂里忙活了，没跟哪位领导拉扯关系，就是老首长下放劳动，他也没有出厂活动过。
　　后来忽大年拿起保密电话，想让话务员接通省委书记葛茹平，却是怎么也接不通。这个人对长安厂似乎情有独钟，在八号工程开工后曾经通知话务班，不论何时只要忽大年来电话，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就是睡着了也要叫起来。但今天的电话怎么也接不通，一遍，二遍，三遍……他有些恼火地把话筒重重地摔到话机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人恼怒地窝进椅子里，心里愈发空空落落，预感到工厂要出什么事，而且这个事可能与他有关。
　　中午吃饭时分，黄老虎从省委把电话打到他家里，通知下午三点，省委书记葛茹平要找他谈话，至于谈什么黄老虎没有说，但他从那吞吞吐吐的语调里，听出了老部下不多见的纠结，忽大年恼火地说：你究竟想说啥？咋变得这么啰唆？
　　下午，忽大年准时赶到古城墙外的省委大院，刚进秘书办公室就有人领他进了书记会客室。葛茹平过了好一会儿才过来，他第一次感到在领导面前有点局促，不知道左腿搭右腿好，还是两腿平放好。后来他听到葛茹平不紧不慢地说：长安厂的建设是一个模板，在军委的表彰名单里，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你们。忽大年听到这话稍稍有些放松，看来人家领导就没想找麻烦，他想告诉领导为保障海防前线的炮战，工厂已经半年没休礼拜天了。但是，葛茹平忽然话锋一转：今天叫你来，是要通知省委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已经报国务院备案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