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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版:A01版
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2日
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与传统
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1)
○ 穆涛


  作家穆涛长期沉潜于典籍阅读,从《史记》《汉书》入手,上读先秦典籍,下读唐宋、明清文献,经、史、子、集四部无遗。读原典,从典籍中汲取养分,抒写散文;把自己由一个编辑、作家读成了“汉代的经生”。他最新的历史散文作品集《中国人的大局观》是一本读史札记,共有五个专辑,分别为:“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腹有诗书气自华:关于《诗经》和《尚书》”“册命之辞: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谈话”“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黄帝给我们带来的”。本书以《诗经》《尚书》《史记》《礼记》《汉书》《春秋》等典籍为底本,对照当今,对传统、文化常识等给出鞭辟入里又幽默风趣的阐释,对深植于中国人内里的文化气质予以全方面展现,并结合一些社会问题,点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深远影响。本报今天开始连载《中国人的大局观》一书,以飨读者。

  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

  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
  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是一根棍子,学名叫“表”。
  棍子被垂直竖立在地面上,立竿见影,“光阴”被捕捉到了。“光阴”这个词的本义是光的影子,先民们通过观测计量影子的位移,把“时”区分出“间隔”,“时间”的概念产生了。大自然中的时,本来是无间的,一切都那么混混汩汩存在着。“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淮南子·俶真训》)。这根棍子立在地面之后,人们的生活轨迹清晰起来,有了时间,也开始有了历史。
  对“时间”的发现,是人类认知天地最重要的突破口,是由动物到人的最华丽转身。先民们用智慧把自己从普通动物中完全剥离出来。据科学史家判断,这个时期是公元前6500年的伏羲时代。
  我们今天手上戴的,墙上挂的,地上摆设的,叫表,钟表,它们的祖先就是那根棍子。有序跳动的秒针,就是对光影位移的生动临摹。
  光阴是被一寸一寸捕捉到的,这个过程,既缓慢又漫长。
  先民们观测太阳,也观测月亮。太阳出没和月亮盈亏是捕捉“时间”的两个基本点,并由此发现了天地运行的轮回规律,日、月、季、年这些概念逐一被获取到。昼夜交替为“一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
  四季的发现与定位要晚一千多年,已到了神农氏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后。神农氏与炎帝一脉相承,之后是黄帝,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国人的大历史由此开启。“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淮南子·俶真训》)。首先被认识到的是春秋两个季节。这一时期,火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辨识出一些草药,初步认识到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区别。农耕生产是这一阶段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春种秋收,把农作物的果实带回家里,烹调出“家常饭”,告别“打野食”的日子,进入“想吃什么种植什么”的新常态,人们开始尝试着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对日月运行的细致观测中,人们锁定了春分和秋分。它们是指太阳投在地面的光影长度相同,白天和黑夜均分,先民把这种情况叫“日夜分”。接下来,又锁定了冬至和夏至,“至”,不是来到的意思,而是达到极点。冬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长;夏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短。对春夏秋冬四个节点的认定,是在神农氏时代完成的,而对四个季节变化规律的整体认知,已到了尧时代,约公元前2100年前后。这一时期,观测天象,以及计时的工具都有了科学的进步和提升,并且成立了观测天象的专职机构,任命重臣担任主官,“乃命羲和(羲与和是两大氏族首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两分两至”的最早命名,记载在《尚书·尧典》中,春分称“日中”,秋分称“宵中”,夏至称“日永”,冬至称“日短”。“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春夏秋冬,再加上天和地,被先民称为“六度”,最初的标准和原则形成了,“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淮南子·时则训·制度》)。中国的历史,后来以“春秋”为别名,不仅因为孔子著的那部史书(在东周时代,诸侯国的国史,多以“春秋”为名,墨子说过一句话,“吾见百国《春秋》”),还在于先民传习下来的对“春秋”两季的认知理念:春为规,秋为矩,历史是给人世间树立规矩的。
  “年”和“岁”概念的形成也在尧时代,“年”和“岁”是有区别的:“年,谷熟也”(《说文解字》),谷物从种植到收获的一个寒来暑往周期为“一年”;“岁”是天文学的概念,一个节气到下一年这个节气为“一岁”。《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岁”,“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一岁“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旬是计算日期的概念,古人以天干地支计时日,天干甲日到癸日的十天时间为一旬。《尚书·尧典》中记载的三百六十六天为一岁,这个时间是经过缜密计算的。
  在尧时代,这根棍子的原始使命终结了,但没有“退休”,而是“转业”,尧把它竖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并赋予新的使命——倾听不同的政见之声。但这个时候,其倾听的并不是大臣和百姓的批评意见。准确地说,当国家发生了灾难,地震、瘟疫、旱涝,或者重大的军事失败时,尧亲率百官在“诽谤木”前向老天爷悔过,请求责罚。这根棍子由观天转为天问,由仰观天象到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民心,由神奇升华为神圣。
  中国古代核心的政治理念——“君权天授”开始形成,天是至高无上的万物神明,人间的君主是天之子,应“法天而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春秋繁露·离合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