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有“红色革命圣地”之称,故乡有一条大河,叫做延河,“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说的就是这条河。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一路向东,常年滔滔不绝、奔流不息,恰好流经我家所在的村庄。我的老家在延河沿岸的一个小村,与延河中间只隔着一条柏油马路,河的另一边是一个傍河而生的小镇,小 镇有 个 很 美 的 名字——沿河湾。
小时候,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穿过马路,趴在路墩子上去俯瞰延河,延河波涛滚滚,汹涌澎湃,总能让我生出诸多幻想。爷爷告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延河畔曾设立红色军事特别区,我们的领袖曾在这里制定党的军事策略,讨论革命方针,领导革命战争。延河的水记载着英雄往事,孕育了延安精神。
我六七岁的时候,每到二三月间,草长莺飞,延河表面的冰层就会逐渐消融,层层叠叠,像岩层,又像古代卷起来的书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镇子周围的小孩趁着东风,成群结队地来到河滩上放风筝,追逐打闹,热闹非凡。然而这种热闹,我一般是不去凑的,我经常做的事就是安静地趴在石墩子上,看着风筝一只只飞上蓝天,延河就像一位慈祥和蔼的母亲,安静地看着她的孩子们嬉笑玩乐。我如同一个旁观者,看着延河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和乐融融,从中窃取一丝欢乐。
后来,我开始读小学,无论什么天气,我都会风雨无阻地去学校。那时最害怕的便是下暴雨。村庄与小镇之间架着一座石桥,每到雨季,暴雨过后,水位上涨,河水常常会漫过大桥。桥的两端在洪水之中,我和本村的小伙伴们提心吊胆地走在桥中央,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其他孩子都比我年龄大,我一上桥就心慌得紧,感觉石桥在随着汹涌的洪水晃动,我只能紧紧地拽着姐姐的衣角,生怕一松手,就会被呼啸的大风刮走。明明只是一小段路,却因为太过心惊胆战,总感觉走了好久好久,时间从来没有如此漫长过。那时的延河在我眼里,不复春日的和蔼慈祥,反倒是严厉无比,令人发颤。
八九月份,延河的水位变低,河床裸露在外,河滩上满是深红色的沙子,镇子周围的男人们往往会去河滩淘沙,或卖了补贴家用,或留着自家建房,都是极为划算的。父亲和爷爷经常在夏秋季节去河滩上淘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挖水渠、堆城堡,延河水成了我忠实的玩伴。
等沙子玩腻的时候,我就会央求父亲带我去运送红沙,往往要央求好久,父亲才允许我挤上他的破三轮车。我年龄小,身体又瘦弱,手上自然没多少力气,哪怕用尽全力地拽着座位,还是在三轮车一个转弯的时候被甩了出去,只觉得天旋地转,还没来得及喊叫一声,头便已经重重地磕在沙地上,所幸周围都是柔软的沙子,倒也没摔多疼,只是把父亲和爷爷吓得够呛。
当冷意一点点刺透肌肤的时候,延河开始变得沉默。腊月,河面上的冰层逐渐牢固,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就会拿着自家制作的冰车,去河面上溜冰,河面上欢声笑语不断。我和邻居的哥哥姐姐经常去的,是汇入延河的一个支流,谁也不知道这条支流的发源地,它随着山的形状,创造了一个个天然的瀑布。当河面上的冰变厚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就从瀑布顶端出发,坐着一路往下溜,常常溜得一裤子冰碴子,冻得瑟瑟发抖才悄悄摸回家,不知道挨了多少次家长的责骂。
随着时光流逝,我逐渐长大,很少再去河滩玩耍。少年们总是有很多奇怪的标准去定义“长大”这个新词,我认为长大等于安静。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不再闹腾,与那个爱玩爱闹的自己渐行渐远。延河周围有了不小的变化,国家的安居工程在小镇上开始实施,我们村因为靠近马路,且距离延河极近,房子赶上了拆迁,搬到了镇上的小区,我不再一出门就能望见延河了。
前些年回家的时候,恰逢草长莺飞,好像每个人在故乡的时候,总还是意气风发的模样。我拉着姐姐,拿着风筝再次来到了儿时熟悉的河滩,河滩上已经长满半人高的杂草,不知名的各色野花点缀其中,这倒让延河这位母亲远远看着年轻了许多,它依旧“哗啦啦”地唱着快活的歌儿奔向远方。
延河沿岸的公路经过修缮变得焕然一新,我的目光搜寻着曾经最喜欢的那个马路墩子,恍然间好像又看到了那年趴在路墩子上俯瞰延河的那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