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基地活动照

    李先念曾住过的土炕

　　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历史；因为砥砺前行，我们重温历史。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渭南红色地下交通线的一段历史。

　　孤军铁流 千里突围
　　中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重地，是历代王朝更替的舞台。周王朝覆灭，秦王朝兴衰，汉王朝崛起，以及成吉思汗入主中土，其兴衰成败，无不源于中原之争。因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都体现了兵家的至高理念。欲得天下者，必得中原。蒋介石的痴心妄想也是如此。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企图包围、蚕食、消灭中原解放区，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进军道路。同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中原军区。李先念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双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国民党军仍继续增调兵力包围和进攻中原地区。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拒不执行。至6月，进攻中原解放区达一千余次，将中原军区部队五万余人分割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内，解放区面积已不及原先的十分之一。
　　为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政府交涉，表示愿意让出中原解放区，将部队和平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去。但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至6月下旬，包围中原军区的兵力增至三十万人。26日拂晓，国民党政府意欲“一举包围歼灭”中原解放区。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同志根据中共中央6月23日的“立即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明确指示，6月26日夜指挥中原我军出敌不意，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内层包围圈，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7月突破敌人的防线，强渡丹江，经“南化塘战斗”，打开了入陕门户，随后创建了豫鄂陕边根据地，开展游击战。9月奉命回延安，途经渭南地下交通站停留并被护送出渭南，进入临潼，到达陕北。
　　红色交通 居功至伟
　　卢沟桥事变爆发，渭南地区各级党组织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地下交通站点。这些交通线，在抗战期间，是陕甘宁边区通往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与西安的重要通道，战斗在交通线上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出色、安全地完成了护送干部、转运重要物资、传递情报等多项任务，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别的不说，汪锋、王力、刘庚、秋宏等就是通过地下交通线，从马栏到了豫鄂陕边区的；中原军区、中原北路突围部队的领导人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顾大椿等，就是通过地下交通线翻越秦岭，蹚过渭河，路过关中平原，从胡宗南眼皮子底下回到延安的。
　　2011年3月7日，已从西安巿政协主席位置退休的权秉华，感慨地说：“在干部往来中，大王镇那儿护送的更多，伤员也是在那儿隐蔽。这条路没有出现过问题。被认为是关中三条交通线中最好的一条。”
　　权秉华提到的大王红色地下交通站，位于现在的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苌坡村，这里烧酒很有名气，有“千杯名酒汇满堂，不及一口南坡香”的美誉。交通站就是革命先辈刘正印的家，由两个院落组成，正院是两进式四合院，侧院是一个酿酒坊，当年从事地下党活动，就是以酒坊作掩护。
　　刘正印，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3岁父亲去世，他和母亲从蓝田县刘家山村一路讨饭，最后落脚现在的渭南市临渭区大王乡南坡村。1944年，刘正印参加地下党工作，担任渭南、临潼、蓝田、蒲城、商洛等七个县的地下交通工作联络员。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马峪乡乡丁班长，隐蔽身份是共产党大王区武装委员。当时，渭南县有许多地下党员按照上级指示，打入国民党渭南党、政、军、宪、特系统中，成为共产党的耳目、义务情报员、联络员。刘正印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楔子。
　　调虎离山 斗智斗勇
　　1946年10月，中原军区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北上，其主要的护送任务交给了大王区委。经过刘正印护送的同志先后约有一百多人，全都安全过境，没有丝毫纰漏。最值得记述的是，李先念、任质斌、戴季英等同志北上，正是刘正印巧妙周旋，机智过人，才安全地过境。
　　戴季英北上时，军区司令部通知刘正印在蓝田县横岭乡的断桥处迎接，双方以擦三根火柴为接头暗号。那夜，刘正印带了几位党员行至断桥时，那边护送的穆春发等同志已经擦着了火柴，但横岭乡的敌方保丁却来查岗盘查。怎么办呢？刘正印想了一个调虎离山计。由于两方是比邻，刘正印和这些保丁认识，就上前找到他们的班长，故作紧张地问他知道不知道今晚有特别情况。班长被刘正印问愣了，着急地问有啥紧急情况。刘正印神秘地说：“咱们怎么能在这地方说，走漏风声咋了得，快把人集合到西边马房里，路上先叫咱这边的人守住。”那些保丁稀里糊涂地跟着刘正印到坡下的马房里去了。刘正印在马房里给他们每人递了一根烟，表示亲热，随便诳了他们一阵子。就在刘正印跟他们“泡蘑菇”时，我们的同志，擦着火接上暗号，将戴季英同志安全送进了马峪乡地带。
　　护送李先念同志是在1946年10月的中下旬。那天中午，穆春发、刘安华通知刘正印，要他带上最可靠的人和武器到厚子镇，要送一个重要的领导同志去北边，并与刘正印约定了接头暗号。那天下午，刘正印做了一番准备，天一黑就带上党员史有才去厚子镇。与穆春发他们接上头，见了汪锋等同志。汪锋同志详细询问了交通线上的安全情况，叮咛刘正印说：“这次任务不比平常，要绝对安全。”刘正印拍着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那时，地下党纪律很严密，被护送人的姓名身份等一概不能过问，只是忠实地执行任务就是了。刘正印事后才知道，那次护送的是李先念同志。
　　李先念同志，大高个儿，身体消瘦，脸色黝黑，但精力非常充沛，装扮成伪军将军，身穿缀着国民党少将军衔的“高参”军服，胸前佩戴两枚证章（中央陆军大学、西北军政干校），任质斌扮成书记官，肖健章装成随从卫士，尹省三扮作护送“高参”的地方官员。
　　上路后，刘正印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扫视四周，手按在腰间的枪支上，心里估摸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对策。因为当时形势特别紧张，铁炉塬上有三害：东塬的土匪、阳郭塬的把把客、蓝田的国军，对他们完成任务有着巨大的威胁，李先念落到任何一方，都是灾难。对历经千辛万苦突破中原突围到陕南的我军来说，会造成灭顶之灾，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走到二里半（因为此地距厚镇和南坡村各有二里半路程，当地人俗称二里半，从此留下此名），忽见远处有四个人影，手中端着长枪站在路边，刘正印的心怦怦直跳，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心里急速作着判断：是坏人吗？不可能！是自己人吗？没见组织上打招呼。这儿又不是马峪乡地盘，他实在拿不准。怎么办呢？停住脚吗？折回去吗？不能，这样做，对方如果是坏人，就是自我暴露。刘正印当即果断作出了决定，闯！
　　刘正印拔出腰中那支枪，张开机头，那时刻，他的心提到嗓子眼，每根神经都极度警戒着。要是对方稍有动静，他就扳动枪机。但那四个人竟像四根石柱，一丝也没动，终于闯过来了。
　　这种突然事态引起了李先念同志的警觉，走了不远，低声问刘正印：“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刘正印怕惊动李先念，说是自己人，但心里并不踏实，就让史有才同志领着人沿着偏僻的山路前行，自己用一个大土墩作掩护，观察那四个人的行动。那四个人蹲在路边上说悄悄话。刘正印很不放心，怕他们再跟上来，就抄小路赶上史有才他们，领着李先念沿着最隐蔽的小路摸到了南坡村。
　　南坡村，虽然是刘正印的势力范围，但他的警惕性丝毫不敢松懈。为了掩人耳目，瞒天过海，面对着一些地下党员也不敢透露半点儿风声。从这时起，刘正印的全部行程都以“乡长不在，我代表乡长接送贵客”为幌子，将李先念几个人安置在他们家，吃过饭让他们休息，然后安排史有才和自己的叔父堂兄弟等十多人，在村子周围警戒，自己则去安排第二天的护送准备工作。
　　第二天天微微亮，趁村上没有人走动，他们就启程去大王镇。王德明同志来了，他把一封信交给魏平同志，这是刘正印提前安排的。此地是顽固反共的当地大恶霸韩国璋的地盘，镇周围的交通要道，均有地方武装严密防守。如果韩国璋阻拦，就用这封信打通关系。不一会儿，王世和牵来了两头毛驴。在那个时候，大王没有马匹，驴是最高等的坐骑了。李先念和任质斌同志各骑一头毛驴，其他人随行。
　　走到大王镇曹庄坡头上，居高临下，眼界豁然开朗，可以一览坡下的阳郭塬、铁炉塬及渭北平原的风光，李先念同志显得很高兴，下了牲口摘下眼镜，拿博士拐指着阳郭镇问：“那个大堡子叫啥名字？”“铁炉镇在哪里？”还问了一些风土人情，刘正印一一回答。李先念听了，深情地说：“是块好地方啊！”
　　走到张葛沟底，碰到设在路卡上的国民党盘查站，李先念同志说：“上去个人答话。”对付这些地头蛇，刘正印肚里有的是锦囊妙计。他计上心头先发制人，高声喊：“你们韩镇长接朋友来了没？”那几个国民党兵摸不着头脑，你瞅我，我瞅你，都不搭话。这时李先念同志他们已上了坡，刘正印故意大声给李先念他们说：“四哥家里今天可能事多，来不了，走，咱直接到他家里去。”四哥，是韩国璋的同伙对他的称呼。那几个兵一见李先念同志的派头，傻愣愣地站在那里动也不敢动。李先念一行便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关卡，朝铁炉镇前进了。
　　接近铁炉镇，魏平同志停了下来，对刘正印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李先念同志下了牲口，笑着说：“你们工作做得真好，谢谢你们。”还掏出四块银元，要刘正印他们在路上买碗面条吃，刘正印推辞不过，就收下了。魏平同志是新丰人，他对这一带熟悉，后面就由临潼地下交通站接替护送李先念、任质斌继续前行。
　　以后，刘正印才得知起初在路上遇到的那四个人是王战功等四名党员同志，是穆春发安排的，穆春发返回来没有找到刘正印，没有机会告知刘正印与王战功同志接头口令，所以闹出了一场虚惊。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刘正印一直没有舍得使用这四块银元，将它们收藏起来，成为这段交往的见证，目前陈列在阳郭镇苌坡村的“渭南市红色交通线”纪念馆。
　　1986年，国家政协副主席汪锋受李先念委托，来渭南看望刘正印，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刘正印说：“我的家庭和我一切安好，请主席放心。”后来，又叫刘正印去北京见了李先念主席。一见面，李先念主席就叫刘正印干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刘狗娃，问长问短，问有啥要求，刘正印说啥都好，请主席放心，比起那个时代不存在安全问题，行走没有人跟踪，说得大家都笑了。
　　这段被称为“红色地下交通线”的故事在1985年被拍摄成六集电视连续剧《关中秘行》。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回顾党史，党的伟大成就可以激励人；党的优良传统可以教育人；党的成功经验可以启迪人；党的历史教训可以警策人。就让我们沿着渭南革命前辈坚实的足迹，在自己本职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