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五十年前的一九七二年的深冬，那天，天冷得出奇。西北风似乎要把积攒了一个秋天的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放学路上，尽管我穿着厚重的棉衣，可那陈旧的棉花却抵御不住寒风的入侵。只觉得每一个毛孔都接受了寒风的造访，透着彻骨的冰凉。我推着26型的自行车艰难地挪着步子，仿佛推着百十斤重的石头。就这样，在呼啸的寒风中我一步步地向着那个土坯门楼挪着。
　　破旧的土坯门楼在冬日的寒风里，和许多农家的门楼一样，斑驳的泥坯大多已经脱落，黑色漆皮的两个门扇也在岁月的浸泡中面目全非，看起来黑不黑白不白的，像个八旬老人似的透着沧桑。几十年来，它忠诚地站在那里，守护着我家那一间半宽的家园。
　　走进院门，我把自行车靠在背风的墙脚，又推开灶房门，搓着手走了进去。蒙在窗框上遮风的蛇皮袋子被风吹得“刺啦——刺啦——”地响着，正在案板上擀面的母亲，用冻得通红的右手示意我快去烤火。灶膛里的火苗一闪一闪的，好像和我打着招呼。坐在灶膛前的父亲，很有节奏地拉送着风箱杆。
　　“你起来，快让娃烤烤，看把手冻成啥了！”随着母亲的话音，父亲站起身向外走去。我坐在父亲腾出的木几上，一丝温热在我身上缓缓地游走着。我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给灶膛里填着干柴，冻得发红的双手慢慢舒缓了些，不再那么僵硬了。
　　不大一会儿，父亲领着小弟推开灶房门，递给我一碗热乎乎的红糖水，母亲在一旁叮咛着“快喝”。接过盛着红糖水的白瓷碗，我尽力地摊开十指，好让手指手心都触摸到那温热的暖意。
　　吃过晚饭，我洗碗刷锅，母亲提了半笼碎柴细末，压在灶膛里，好让暗火温热添在大锅里的水，以备晚上洗脚。随后，她又拿起笤帚清扫了地面，顺手拉上灶房门，用绳子系好，和我走进了窑洞。
　　窑洞的黑色木门敞开着，还冒着淡淡的柴火烟味儿。我知道，那是父亲烧炕了。母亲找来破竹扇，在屋里煽了几个来回，把窑门轻轻地闭上。她又趴在炕上揭起蒙在窗框上的蛇皮袋的一角，好让残留的烟雾散去。随后便像往常一样脱鞋上炕。
　　母亲盘腿坐在炕边，右手摇着纺线车把，左手轻轻地捏着一条空心的棉花捻子。那捏着捻子的左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随着纺车的“嗡嗡——”声，大拇指配合着中指和食指，很有节奏地向后揉搓着。纺车上的那个包谷棒似的棉线穗子，便渐渐地饱满了长大了。我趴在炕沿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纺线的样子，很像一幅动态的图画：下半身静若卧佛，上半身动若舞女。那时的我当然还没有这样的审美认知，只知道那很美。
　　看得呆了，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盘腿坐下，双手舞动着。左手几根指头也揉搓着，可就是纺不出母亲那样匀称的细线来。母亲说我纺的像长虫肚子。无奈，我只好拿来小板凳和筷子，像父亲一样，搓起棉花捻子。一旁玩着的小弟，缠着父亲讲着道听途说的故事。
　　后来，母亲教会了我织布。在那个掉落了黑色漆皮的门楼里，放学回家后，我就登上织布机，左一下右一下地撂着织布梭子；左一脚右一脚地踩着木脚板，面前展开一幅幅蓝白交错的“九格套米花”“六格套田字”“四格套井花”等图案。那都是母亲在宽敞的门外大场里跑来跑去经纬出来的。母亲不仅给自己经布，经出一条条五颜六色的花床单，也给村上的大婶大嫂经布。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颠着一对小脚，忙前跑后的。或许是因为要减轻母亲的劳累，或许是太羡慕母亲织布的样子，我竟然学会了织布。于是，一条条粗布床单从我手里织出，让我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劳作的快乐。遗憾的是，笨手笨脚的我却一直没有学会纺线。
　　如今，那个旧门楼里的旧院落早已倒塌了。而那门楼里的温馨和关爱，却像种子似的在我的心田里伸展着蓊郁着。破旧的门楼里，有着我太多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