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雨天，适合宅在家里，听雨，看花、闻香、喝茶、盘元宝（宠物猫）。”
　　看到一女性网友发在朋友圈里这样惬意舒适的生活记录文字，我如电影闪回镜头一样，脑海里马上成像了小时候的生活图景。那时候，阴雨淅沥的天气，村里的各家各户，都有人在忙着打草鞋……
　　但凡听人说，那时候日子穷是穷，人的精神快活，还有说，那时候的物价如何如何便宜的人，我一般懒得跟他计较。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儿！
　　一角两分钱一双的草鞋，一抓子一抓子地挂在集镇的商店里。农家人抠鸡屁股攒下点小钱，打油、买盐都紧巴细维的。有个头疼脑热的，一般在家用土单方处理了，有几个舍得花钱买药治疗的？又哪里有人舍得拿钱来买草鞋？老的少的，在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都是自己动手，“万户捣草声”，锤草、搓棕绳、打草鞋。这是那时候的生活常态。
　　在乡村里，百分之百的男人，每天劳动，脚上都穿草鞋。一年四季，也都是草鞋不离脚板。夏天，穿样式简洁的边耳草鞋；冬天，穿工艺复杂的满耳草鞋，底垫包谷壳，脚裹棕皮。干部下乡，穿龙须草鞋，就属于比较讲究的了。老百姓穿不起，也嫌那种草鞋不耐穿。只有针线手艺好的老婆婆、家庭主妇、大姑娘、小媳妇才穿布鞋。那也都是她们自己熬夜纳千层底熬出来的。
　　草鞋时代，过去四五十年了。现在，不要说脚穿草鞋的没有，想到网络上找双草鞋的照片，竟然都没有稻草的！
　　年轻人，肯定不知道草鞋。估计连“满耳草鞋”“铺毛底儿鞋”“解放鞋”“鲶鱼头”这些名字，都没听说过。
　　早年，河南作家乔典运有篇小说叫《满票》。写“以穷为荣”的老村长，这人最后被全体群众满票反对下课。他就知道吃苦受穷，把能吃苦受穷，当成是共产党干社会主义的全部。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怕吃苦，他认为，追求幸福就是忘了本。柳青《创业史》也揭示了治穷的问题。不发展生产，农民到手的土地、耕牛，遇有病灾饥荒，还会再卖给有钱人，重新沦为穷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若不是邓公出来说出这石破天惊的话，谁敢说！不是他质疑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扭转了乾坤，坚持走搞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今天的中国，会有手机可玩？
　　邻居宁老四的父亲，那时候是生产队里一个专业打草鞋卖钱的手艺人。老四他们家，把他父亲叫“叔”。老四的叔，幼年失聪，人背后称他“宁聋子”。他不和其他社员一样出工干农活，也不去参加任何批判会、斗争会。他在家，就一门心思地埋头坐在凳子上，双手不闲地编草鞋。再就是，上东山割棕，回来扯散，拧捻子、搓棕绳子、锤稻草、锤葛藤——他的这些活儿，都是编草鞋的准备工作。他以编草鞋卖草鞋为生。在乡村，更早从事这个职业的，也还有，但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就少了。
　　家家打草鞋供自家人穿，稻草得是收稻谷的时候按用量专门分给各家的。黄粘谷子的草，草要长，颜色要黄白色，得就好太阳晒干，不能淋雨。棕，也金贵，拿到商店能卖钱，用魔芋糨糊打鞋扩子板也是它。家家自留山里都种有长青阔叶的棕树，人家门前屋后也栽几棵棕树，那可不是为了绿化的，是为了用起来方便。以至于在乡村里，有人干“偷棕”的事情，自己少了或者不足，悄悄割些别人家的棕。被发现了，是丢人又挨骂的事情。
　　我们生产队长个子高，外号“宁大汉”，是个厉害人物，谁都怕他几分，唯独宁聋子不怕他。聋子不参加劳动，只打他的草鞋。人们知道，宁聋子是幺房叔父，队长是他本家侄子，不好勉强他，加之，他耳朵不听使唤，人又倔犟，你说他是资本主义尾巴，他听不见。你要说他啥，他歪着头，呲牙咧嘴跟你急。谁拿他也没办法。他，成了一个割不掉尾巴的特例。
　　聋子打一双草鞋，要多半个工日，价钱自然比商店里的还贵几分钱，小的一角五，大的两角钱一双。他在卖草鞋的时候，也会跟人微笑。在拿草鞋给人看的时候，脸上像开了的花。他会双手用力弯折草鞋，叫你看到，那草鞋有弹性，扭曲了也不变形。那是告诉你，他的草鞋很紧扎、耐穿。他的草鞋，草白净，摸着硬邦邦的！草股子扎得紧，棕绳也搓得紧，他的一双草鞋，确实能抵人家的三双穿。
　　在那个时候，身体的残疾，成了宁聋子的一件“防弹衣”，保住了他养家糊口的来钱路。
　　我外公新中国成立前是乡村厨师，老了也打草鞋。我父亲的档案里，履历表中“岳父职业”一栏里，填的就是“打草鞋”三个字。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外公就老了。外公留给我的唯一一个印象，是在晚秋天正午的太阳下，他瘦骨嶙峋的上身，蜷曲在一把他自己用稻草编织的圈椅里。太阳暖洋洋地照亮整个低矮草屋的檐下台阶。他戴着老花镜，低着头，双手指在蓝色老土布衣的缝间找虱子。我想，外公那时候应该是已经打不了草鞋了。
　　我二哥，做事心细，草鞋打得好，我们家的草鞋都是出自他手。我是个左撇子，工具不合手使唤，棕绳搓得不紧，打的草鞋成品不多，常招人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