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当家的那个年代，我们一大家子十二口人，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儿。偏巧姐姐跟小姑的年龄，差得并不多，于是作为父辈的小姑小叔，跟孙辈的我们姊妹三个，平日里经常为了一口稠的稀的汤的干的，搅扰得都当着母亲的奶奶跟母亲之间，没少拌过嘴。
　　更不要说盼望过年的一帮小孩，终于等到年底，能吃上一回肉的时候了，简直能吵翻了天。
　　过年前杀下一头猪，大部分都卖了。过年招待完客人，从牙缝里挤剩下的一疙瘩肉，被爷爷炒熟了盛在一个黑瓷坛子里，交由奶奶保管。奶奶把肉罐子先塞进板柜，还用锁子锁了；后来担心放不好了，又放到地窨子里，跟红薯和洋芋悄悄地躺在一起。
　　清汤寡水地吃着饭时，我们这一帮小孩呢，手指头塞在嘴里流着涎水，都想吃那一口肉。
　　到了有理由吃肉的日子，比如说哪个姑姑过生日了，爷爷从坛子里挖出一小碗儿，热了放在案板上，让大家轮流吃上几口，至少在明面子上，还能做到公平公正。
　　往后去肉越来越少，还想着抻到下次有了杀猪的机会，再行分肉的爷爷，不免有所偏心。尤其到我们等着姐姐的生日，想着能吃一口肉了，却被爷爷故意忘记的时候。
　　母亲把这事对父亲说后，父亲等到月末回家交工资时，他最为理直气壮的日子，终于鼓起勇气在他爹专门给他召开的家庭会议——实际上只有爷爷奶奶与最大但偏狭的大姑参加的会议上，小心翼翼地提了，作为一家之主的爷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把剩下的肉，来了个一锅烩。
　　那么一点肉，七个孩子吃，还没有塞满牙缝，就不见影子了，大人们只是看一看，就很知足了。这就引起了哥哥的反叛，也是抗争心理。
　　爷爷热完肉，却舍不得洗锅，给锅里倒进一点菜油，拿勺子舀进肉罐子里，用肉罐子和锅底子上留下的一层荤油，炒红萝卜丁儿。
　　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听说过土豆加牛肉是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的一日三餐，但皮包骨头的我们，支棱着一颗大头和细瘦的躯干，当时最佳的菜肴，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爷爷炒的红萝卜丁了。
　　见了荤油和最后几粒肉末子的红萝卜，跟一盘菠菜拌粉条儿放在小炕桌上，过年时招待尊贵的男客，就是标准的配菜。这时候爷爷会拿出一个瘦身细瓷的柳腰酒壶，配四个核桃大的小酒盅儿，一边吱吱吱地喝着，一边说大人的话。作为最小的孙子呢，就爱蹭在桌子旁边，趁爷爷喝得忘形了，偷吃几口小菜。
　　爷爷把肉星子都炒了红萝卜丁儿跟大家分着吃完了，奶奶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她额外偷藏了几勺炒肉，偷偷给她最为溺爱的奶干儿子，我们的小爸吃。有一次偷吃的秘密被总爱蹭睡在爷爷奶奶炕上的哥哥发现了，悄悄告诉了母亲。
　　一大家过日子，咋能偏吃偏喝呢？看来这大锅饭无论如何是吃不下去了，母亲嘟囔着，要跟爷爷分家。
　　爷爷不让奶奶上工，一家人主要靠父亲工资跟母亲的工分，吃着老大的福利呢，爷爷就以大儿子没回家——回了家父亲也不敢提分家——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那年秋天，一场连阴雨下下来，姐姐穿了一双父亲买回来的小雨鞋。小姑呢，穿一双小板凳做成的笨拙的泥屐子，两个人结伴去上学。小姑要换雨鞋，大侄女不让，一个把一个推到烂泥地里，被当家的爷爷看见，出来拉偏锤。
　　姐姐回去向母亲告状，母亲不好出面，但她早想着不跟这不公平的一家人在一起过了，就有意无意地纵容姐姐带上我们，出去给姐姐报仇。
　　我们跑到前屋，跟大姑二姑小叔小姑几个，展开了一场撕衣服挖脸的大战。这次大战的结果，是几个辈分相差悬殊、年龄却相近的这一堆娃娃，脸上胳膊和手上都挂了彩开了花。
　　于是小战争引起大战役，成就了母亲对娃他爷，我们的爷爷，这个当年的老秀才，现在的封建大家长彻底的反抗。爷爷没办法了，答应马上分家。
　　一个家掰成两半儿的表现，主要是在分开锅灶。于是爷爷叫人在上房与厦房中间的过道儿，搭建一个简易房子，盘一个黄泥小灶，就算分了家。器物和用具方面，分给我们母子四人一个小小的后锅，计算着他们的大儿子，我们的父亲回家的时候也要吃饭，多给了一副碗筷——五双筷子五个碗，半瓦瓮糁子半口袋面，油、盐（没醋，便经常不吃醋），瓶瓶罐罐的都倒了一点。
　　下雨的时候，灶下的麦草被水淋湿了，捂得浓烟飘了一院子，连屋檐前的小燕子都携家带口熏飞了，一个马蜂窝，蜂王坚持着最后的执着，只待一声令下，赶紧挪开窝。但是硬气的母亲哪怕从二舅家，从大姨夫家里借粮，也能在那个小灶房里，再怎么经受烟熏火燎，总是能按时按量地给我们做一碗饭。
　　在爷爷家的屋檐下讨生活，再怎么都要磕磕绊绊，又一次因为我们这些小孩吃饭的事情，吵了一架之后，母亲找到队长，要下一院庄基地。
　　带上我们姊妹几个，先住在生产队一间土厦子房里，在庄基地后面挖出一孔小窑，盘起一个灶台，就是我们家的灶火。随后起了两间偏厦房，我们就有了新家。
　　在后来的日子里，哥哥接了父亲的班，我跟姐姐呢，依靠不同的途径，都离开了当时引以为豪、引以为奢侈的家。
　　现如今偶尔跟母亲两个说起分家的理由，母亲说，按照关中农村的习俗，儿子娶妻生子，就得分开单过，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