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文化沙漠的时代上学学文化的。
　　像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样，没认几个字的我看见字就想认，墙上的标语，电线杆上的字，糊顶棚的报纸上的字，甚至，连王乐镇街道上厕所门口“男厕”“女厕”都要念出声，更不要说语文和算术课本上的字了。
　　没书看，就看字典，抄字典，抄“毛选”四卷注释的文字。当然不是字典里所有的东西都抄，只抄有意思的，抄注释也是。
　　抄字典那一年，我上三年级，班主任姓王，杨村东杨善村人，瘦，脖子有点歪。讲课的时候，看上去很费劲。骂学生的时候，总是说：看你那胎息（音）！唾沫星子乱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胎息”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年暑假，发生了跟书有关的一件事。
　　一天下午，百无聊赖的我带着隔壁的远房堂弟在外面瞎逛。也许是放暑假久了，几乎下意识地就到了村东北角的学校后门。门没上锁，一推就开。校园安静得可怕，只有麻雀寂寞的叫声和白杨树叶子在风中的欢唱。空荡荡的操场和教室间的空地上长满了荒草，有半人高；马路因为长时间无人踩踏，地皮就卷了起来，偶尔还有小草露出头，很寂寞的样子。
　　怀着兴奋又有点胆怯的心情，我们转遍了几乎整个校园。重点是看老师的宿舍。每个房间的门鼻上，都挂着一把将军锁，像在宣告主权。我们一边走一边摸着锁，说这是谁的那是谁的，走过班主任王老师门口时，我俩不约而同地说：胎息！然后就放声大笑，笑着笑着突然就停住了：有个老师宿舍的门鼻上没有挂锁。我们顿时紧张起来，彼此看一眼，轻轻地推开了门。这是一间空空如也的宿舍，走进去能听见清晰的呼吸声和脚步声。桌椅都搬走了，房间里就剩了一方土炕，没被褥，没席子；窗户紧闭着，窗玻璃上糊着白纸，有一块玻璃上的白纸耷拉下一角，但玻璃还好着。房间挺干净，看上去离开之前主人曾精心打扫过，垃圾堆放在靠门的窗户下。我走过去，似乎漫无目的又似乎怀着一丝期待在那堆废纸里拨拉着，果然，拨拉了几下，出来了一本旧书。
　　我轻轻地掸去书上的灰尘。那是一本没封皮没封底的书，已经泛黄了，很软，纸薄，比课本大一点，比《红旗》要小一点。我翻开看了一下，有诗，看上去很简单，每个字都认得，但就是不知道人家在说啥；还有文章，写城里的孩子坐着汽车出去逛的。杨村的车是架子车，只能拉土运肥，所以写城里的孩子坐着汽车出去游山玩水的不爱看。翻着翻着，翻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狐狸打猎人的故事》。怎么，狐狸还能打猎人？就飞快地看下去。果然，狐狸确实能打猎人，而且最后还把猎人吓死了。里面还有插图，有一幅画猎人害怕，瞪着一双恐惧的大眼，腿还在触电一般发抖。
　　那本书最终被我拿走了。
　　多年以后，给女儿买了一套《365夜》，其中就有《狐狸打猎人的故事》。《365夜》一共四本，每一本都让女儿翻得稀烂，到最后只要女儿把书递给我说“给我讲”，我就会立刻进入半睡眠状态。女儿见状就动手抠开我的眼皮，说：讲！讲！我说：你拿着书，狐狸这篇我闭着眼睛都能讲。于是就真的闭着眼睛讲完了，女儿一边翻着一边念叨说：老爹真厉害！
　　不是她老爹厉害，而是那本没封皮没封底的书我不知道都看了多少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肯定不是课本，课本后面有练习题，再说，课本也没那么好看。那它到底是什么书呢？
　　过了两年，杨村来了五个知青，在我家斜对门的院子住着。他们要比我大几岁，因为和他们换过书、谈过书，就熟悉起来。有一天说到《狐狸打猎人的故事》，我就问那是一本什么书，其中一个姓安的知青说：那是《儿童文学》，一本文学刊物。我又问：你说是啥？姓安的知青看了我一眼，说：那是《儿童文学》，一本文学刊物。
　　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刊物”这个词，以前只在广播里听过“两报一刊”。“报”知道，但不知道“刊”是什么，现在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