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老家有一座王氏宗祠，据记载始建于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占地一亩有余。
　　上世纪七十年代，王氏宗祠已经演变成了村里的小学，我的小学生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其实，说是学校，除了拆除“先人牌牌”外，别的几乎没有动，还是老样子。宗祠周边是土地，一年四季有庄稼。
　　那个年代，兄弟姊妹多，父母要忙着挣工分，家里都是大带小。我是老大，自然得承担带弟弟妹妹的责任。现在想起来，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糊里糊涂都长大了，各有各的家。
　　学校房子很紧张，教室再简陋不过了。一张讲桌，一个黑板，我们趴在简易的课桌——两边用水胡基砌成土台，中间搭一块长木板，通常是两排，可坐十个人。一、二年级共用一个教室。老师给一年级讲课，二年级学生做作业；老师给二年级讲课，一年级学生做作业。我们从小就适应了那种环境，各干其事，互不影响，也磨练了意志。
　　学校不大，操场也小。当时，条件比较差，校内校外都是泥地。除了天气的原因，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都雷打不动地上早操。我们跟着“一二一”的口令，老师在前面跑，学生排队紧跟其后，像玩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尽管经常尘土飞扬，但从来没有人退缩。遇到数九寒天，跑上三五圈，身子便暖乎乎的，返回坐在教室里，自然不会感到寒冷。椭圆形的操场上，只有一副篮球架子，不论季节如何变换，这里不缺少热闹，你争我斗，喊声不断，好不活跃。操场有热闹也有冷场。学校放寒暑假，操场一片寂静。尤其是暑假，小草拼命地疯长，甚至盖住了操场。学校收假，第一件事就是平整操场，老师身先士卒，学生照样学样，拔草的拔草，运输的运输，大家七脚八手，用不了两天，操场便平整如初，恢复了从前的样子。
　　学校除了语文、算术，很少有副课。不过，学校会上体育课，项目非常少，无非学打陀螺、滚铁环，还做一些游戏，比如拔河什么的。那时生活不富裕，但日子很轻松。下午放学了，没有家庭作业，学习没有压力，只知道疯玩。而现在虽说吃喝不愁，但人人都有压力，父母更是心事重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就开始报各种课外班，孩子们没有玩耍的时间。因而，我常常怀念童年的那段快活时光。
　　学校不大，老师也少。一所小学，只有三五个老师，老师是本村的，我们一入学，乡里乡亲的，没有哪个老师不认识，因而，没有生疏感，见面很随和。不经意间，家长在路头路尾，时常能碰到老师，学生有啥问题，面对面聊上几句就好了，根本用不着请家长，更不需要图形式搞家访。
　　说直白些，老师都是“泥腿子”。“三夏”和“三秋”大忙季节，是龙口夺食的时候，学校要为支援农忙而放几天忙假，老师就能回家收庄稼，在这节骨眼上，经常是加班加点，为的是颗粒归仓。小孩子也不闲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路，比如拾麦穗、捡稻穗，胆大的还抓老鼠（属于除“四害”）。尽管都是小事情，但传到老师耳朵里，常常会受到表扬，心里感到比蜜还甜。
　　小时候，不懂事，耍调皮。明知道上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有时总要编谎言逃学。爷爷是个“文化人”，懂得我的小心思，示意让奶奶塞给我一颗水果糖。于是，就蹦蹦跳跳上学去了。
　　爷爷是村里有名的秀才，一生除了种庄稼，还喜欢读书。空闲时间，在春光里，在大树下，在火炉旁，他都书不离手，看得津津有味。读到高兴处，还独自发笑，他笑的样子，满脸是慈祥。可在他年轻时，上面的人做工作，让他到学校当校长，不知什么原因，他始终没答应。或许是经历的事情太多，或许是他固执的性格所定。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也就是“文革”期间，他幸运地躲过了“臭老九”被批的遭遇。
　　那会儿，尽管大都读不起书，但爷爷省吃俭用，硬是供父亲读完了小学。到我这一代，更不用说，一直鼓励我把书读下去。遗憾的是，在我刚读高中时，爷爷便离我们而去了，只留下了一些古书，希望我们继续读下去。
　　世事无常。三年级最后一学期刚结束，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大队要扩建学校，但那时缺乏木料，要把祠堂拆除了，把学校搬到骆家坪。很快，大队便组织劳力把祠堂拆了，木料自然派上了用场，除了几块石碑外，其余荡然无存。我上四年级时，就已经搬到了新学校，教室焕然一新，宽敞明亮。后来，上面派了公办老师，我一直读到初中毕业。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在转。想起来有些巧合，我在外面跑了一圈，却被安排到家乡的学校，与教过我的老师为伍。匆匆几年之后，我便另做打算，踏上了新旅程，走进企业爱上了文学，并对走过的路有了重新的认识，但常常回想起在祠堂读书的那段时光。
　　世事变迁，多少旧事已如云烟消散，而那些在祠堂里度过的小学时光，那些在祠堂里学习生活的童年岁月，那些在祠堂里响彻村庄的朗朗读书声，还一直回响在我的记忆深处，还一直回荡在我的生命里，久久不肯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