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我就立在西蒋村的土地上了。作为一棵枣树，我是我众多同类中不起眼的那个，由于根系发育不完善，我很难从砂石遍地的山坡上汲取水分与养料，所以我的树枝又细又小，叶片稀疏而干瘪。
　　我是被陈忠实亲手移栽在他院子里的。当时他已经从瘦弱的少年变成了健壮的青年，但我还是一棵单薄的树。没有繁茂的枝叶，炽烈的阳光直射下来，我只能聚起一片小小的树荫来防止下面的土地被晒得滚烫。那个喜欢读书的少年后来成了受村民尊敬的小学老师。在他移栽我之前，有些孩子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充满智慧的陈老师要把这样一棵树带回家去。作为一棵枣树，我没有任何一棵够格的树的特征。但陈忠实只是认真打量着我，用布满厚实的茧的大手抚摸我同样粗糙干燥的外皮。他说：“都会不一样的，我们都会不一样的。”他和那些叽里呱啦的聒噪的孩子们约定好，以后这棵树一定会结出枣来，到时候他家里就有全村最好的枣树，就能请大家吃最甜的枣。
　　他作为一位教师，除了教书，更多的是坐在小屋的桌前写作。我常常透过窗望着他认真思索时的状态。那时候他还年轻，发顶仍旧茂密，他握笔的姿势有时会有些用力，斟酌字句时左手会揉搓自己的下巴，他开始吸烟，用带纹的烟纸卷着烟叶，而后沾一点唾沫将它封住。我在烟雾弥漫时尽力去捕捉他创作时的神态，他有时对写的东西不满意，会把稿纸撕下来细细地看，在这张纸上打草稿，直到写出自己满意的句子。
　　窗前过马，春去秋来，二十多年过去，陈忠实被调去了作协工作，他成了一名作家，写出了不少值得骄傲的作品。比起之前文学在他身上的星星闪光，现如今他将这份闪光变成了能够变现的温饱。村里的人都很羡慕他可以去城里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他大多数时候仍然坐在小屋的木桌前，盯着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脑中纵横在各种故事之间。他为我修剪枯损的枝丫，为我改善脚下的土壤，我也渐渐变得高大，生出很多叶子，足够在盛夏酷烈的日光中为他投下一片乘凉的绿荫。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也长大了，各自纷纷成家立业，有人在逢年过节时拜访他，进院门时看见我，惊异道：“这还是之前那棵小枣树吗？怎么长这么大了！”陈忠实听到之后很高兴，拉过学生的手，和他们聊起各自的生活。
　　我逐渐枝繁叶茂，但暮春里的黄绿色花朵始终不能成为青涩的果子。他进入作协工作后，虽然一直有作品产出，但他始终觉得还差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当时除了他，大概谁也不知道。他变得更加沉默，大多数时候他都待在家里将房门紧闭，在桌前写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有时会到地下室去，到了晚上，星星满天，他会坐在院子里吃西瓜，摇扇子驱赶蚊虫。一天早上，他打开屋门，取出自己厚厚的手稿交给朋友们翻阅。我望着他，他的眼睛里似乎含了一层薄薄的泪，手中的雪茄只是缓缓燃着，他并不去吸。他刚刚完成的作品，就是将他缺失的一点补齐的《白鹿原》。那年我也终于结出果子来。
　　陈忠实的工作越来越忙，但他仍旧定期回来给我修剪多余的树枝。他待人一向宽和重信，我结出的枣越来越甜，他将枣分给从前的学生，这距离他对学生们许诺已经好多年了，小院里一片热闹，他笑盈盈看着吃枣的人们。他会把他的好朋友都叫到家里做客，给他们分享我结出的果实。有的人要去打枣，他还不愿意，对他们说：“别给我都打完了，我还有下一拨朋友呢！”我见过很多心事重重、笑意不达眼底的人，所以每次见到陈忠实的脸都觉得可贵，每一分每一毫的情绪都是真实的。他与朋友们欢笑，一起谈天说地的畅快都是他内心愉悦的直接投射，他对乡土的热爱更是在他文章末尾具有土地味道的落款，以及他满足的神色中体现。
　　陈忠实的身体渐渐弱下去，冬天的雪不曾在他的发间融化，他偶尔回家看看，每一次见到他都更加细瘦。他生病了，很少说话，只能和人纸笔交流，我心里替他可惜。
　　最后一次见到陈忠实时他又成为了那个健壮的青年，我看见远方搭起了白色灵堂。他从前来吊唁的人们之间穿过，走过车辆不息的马路，走过人潮奔涌的天桥，回到了西蒋村，回到了这个小院子，最后靠在我的身上。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对话，但我们之间并未觉得不妥。陈忠实拍了拍我的树干，就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不过他的手并没有从我的躯体穿过。他问道：“你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要把你栽在院子里吗？那么多人都觉得你太细小。”我摇摇头，树叶晃动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接着说：“可能我们是相像的，同样不起眼，但如果不去试试，怎么能知道自己行不行呢？我小时候觉得可能世界最大就是西蒋村那么大，再大又能大到什么地方，人们不都是一样的，怎么能有不吃馍和面的人呢？但我看了书，发现外面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我想写东西来让外面的人知道，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他说着说着就去口袋里摸烟，但是没摸到，他摘下几片我的叶子塞进嘴里。
　　和陈忠实道别后，我望着远方前来吊唁的人群，尽管日头西下，灵堂前还是挤满了崇敬他的人，他们身上有多少故事是要讲给陈忠实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