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典型的被宠坏了的男孩，是我母亲逃离农场的野心受挫后的杰作。我与父亲的关系——任何十八岁男孩与父亲的关系——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来说是尴尬的。比尔·霍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说其他的都让人难以置信。我认为成年后他从未为任何人劳作过：从未兑现过薪水支票。他三岁时就丧偶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于1909年举家迁到了明尼奥达镇，而我的父亲则在少年时期就离开学校回到了农场。那年月农场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土地投机失败中消失了，所以他干脆回来了，在那里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把它又买了回来。他终于在1943年摆脱了债务，这一年他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儿子出生了。他是一个过分诚实、慷慨得有些愚蠢的人。他厌恶吝啬、偷偷摸摸和那些被贪婪和野心侵蚀的人。他只想摆脱债务，这样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做自己的主人。有一次，在一个晴朗干燥的日子里，他放下手中的活去了镇里，表面上是为了修理拖拉机的零件，实际上是为了和他的老伙计们喝啤酒、打牌和寻开心。他让雇工也放下手中的活与他一起进城。雇工拉尔夫说天气好，农场里的活很多，而我父亲出钱就是让他来干活的。“他妈的，拉尔夫，”我父亲说：“这他妈的是我的农场，我出钱让你陪我去镇上，我他妈的愿意。活可以明天干。”不言而喻，五六十年来拉尔夫一直爱戴和钦佩我父亲。我父亲心大，爱人胜过爱钱。
　　但更重要的是，他身材高大，尽管每晚睡觉前都会看小说，但却并没有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界里。他的世界里是汗水、肌肉和繁重的脏活。他外表粗糙，声音洪亮，皮肤因风吹日晒像皮革，巨手骨节粗大。他爱爆粗口——当然是无意识的——但连牧师们（出于义务他每年都会去一次教堂）都会原谅他的行为。虽然不是加拿大人，但说话总是带个“呵”。推销员和陌生人有时会被他气势汹汹的外表和蛮力吓到，但却很快就发现他内心柔弱——甚至有意取悦他人。我从未见过他打活的东西——人或动物——但当联合收割机或拖拉机出故障时，他会用铁拳无情地捶打。当然，他那双格外有力的手可以杀死任何有感觉的生命，但你只要和他在一起五分钟，就不会有这个担心。在他去世后很久，我写了一首关于他那双手的散文诗。
　　这个强壮、紧张、爱说脏话的人喜欢威士忌、故事和笑声。他有着天鹅绒般的心灵，但却有着金发男人的鳄鱼皮外表，风吹日晒中，他在拖拉机上坐得太久了。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他和阿维·斯尼达尔叔叔（只有一个爪子一样的拇指——那是他的手上惟一留下来的东西），艾纳哈尔格林森市长和镇北的农民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等着修理联合收割机时，我就和他及其身边的“力士”厮混在了一起。他咒这个，骂那个，还骂一个政客是“蠢得穿着裤子不会尿尿的瘪三”。最后，一个农民偷偷溜到街上的五金店，带了一些大十字钉回来了。比尔·霍姆咕哝着“呵”开始了他的把戏。他从条纹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块旧的红手帕，上面满是燕麦灰和汗水，用它包住十字钉，把手帕折弯，于是里面的大钉子就变成了完美的V字形。有些农民总是捡起那些弯曲的钉子，当当敲几下，把这些大十字钉像栅栏链一样挂在一起。那些来自他强壮之手的纪念品会从明尼奥达的酒馆被人拿回家，我则会在一边默默地为我父亲的力量而惊讶。过了一会儿，几个农民在大坝顶上喝了一瓶威士忌，开始争论卖牛的正确时间，最好的大豆肥料和最干净的谷仓。话音渐高，握紧的拳头开始抓啤酒瓶。我的父亲嗓门大但却讨厌干架。他从后面走上去，钳子般的手亲昵地锁在那两人的脖子上。“嗨，小伙子，咱们过去喝一杯，我请客。”打架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被那根像十字钉一样、按在脖子上弯曲的大拇指扼杀了。不惜用力，力有何用？此乃父亲无意中给我的教诲。
　　尽管继承了他的体型，但事实上，我是个感情细腻的男孩——一个妈宝男——沉迷于书籍和音乐，懒惰、任性，讨厌农场。父亲很爱我，尽管他一定经常用苍白的眼睛盯着我，心想：“我怎会孵出这样一个怪物？”我也会看他，看他沾满粪便的工作服，他的红脸，他的老茧，看他骂一串该死的狗娘养的。我羡慕那些谨小慎微、说话温和、穿着白衬衫的镇上男孩的父亲。但我可以逃避！我是要上大学的! 整个宇宙在向我招手，除非过路，我再也不用看那个该死的农场了。人往高处走啊!
　　接着就是父亲中风了，然后是一切都结束了。我心里为自己臆想的个人生活崩塌了。幸福的逃生之岛沉没了，脚下升起的是黑色的禁锢之岛。看到这个强大的人困在床上苦苦挣扎，渴望死亡但却做不到，真是令人难以忍受。因为我的父亲现在被痛苦——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所困扰，我仍然无法理解。五年来，他一直在等待那幸福的一刻，一劳永逸地进入遗忘状态。在那五年里，我母亲睡在他床脚的垫子上，日夜伺候着他。她恨这样的生活，他也恨。我只不过是从加德满都或亚的斯亚贝巴内陆飘出飘进的空气。我当时努力忘记一切。我母亲是个特别有激情的女人，其激情之一就是忠诚。虽然他们大声争吵，但两人却被不露声色的爱拴在了一起。如果可以，她肯定会伺候他活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