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跟师哲的交往，还得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我正在扶风县城读小学。师哲是一个摆地摊卖眼镜的老头子。他不知道我的底细，我更不知道他的来历。巨大的年龄差距没能阻隔我们成为好朋友，只因为他摆地摊的位置刚好在我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上，我们这帮小孩经常围着他的地摊玩耍。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那个摆地摊的老头》，记叙了他当年给我和我的同学们吃洋糖、讲故事的好多趣事儿。多年之后，我读了一本书名为《在历史巨人身边》的书，根据书中的图片和内容，才知道当年那个摆地摊的老头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师哲先生。如今我已到“托酒逃尘累，哦诗养性天”之年，师哲也已作古30余年了。当把师哲的《峰与谷》《在历史巨人身边》《陪同毛主席访苏》等等这些厚重的著作重置案头时，我心中悄然腾升起一种读人而非读书的感觉，因为在这些鲜活的文字背后，我看到了一个个具象清晰的人物。
　　师哲，1905年生人，籍贯陕西韩城。20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苏联，在国外一呆就是15年。1940年初回到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8年。这个阶段正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后时期。毫无疑问，师哲成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当之无愧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耄耋之年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整理成上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全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我的祖籍是扶风，师哲的祖籍是韩城。一个在西府，一个在东府，要说我们是乡党，也未免有些勉强，但看看他的遭遇，似乎也毫无不妥。由于受康生和江青等人迫害，师哲于1959年至1962年被迫下放到陕西扶风农场“戴罪”劳动，随后含冤入狱13年。1975年出狱后再次被流放到扶风农场劳动改造。1979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正是淳朴善良的家乡人民在他入狱前和出狱后这段最为落魄的时候接纳了他，他把这方土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就理所应当了。当年他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委屈，在扶风县城摆地摊卖眼镜，实则是扶风人民对他的包容和理解，也是他在那个动荡时局下的一种精神解脱。后来听说那些眼镜全部是他不同时期的个人用品，不曾卖出去过一副，但他却利用摆地摊的机会，以特有的方式结交了一群像我一样的不知姓不知名的小朋友。在《峰与谷》一书中，师哲写下了这样一段深情的文字，“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时间是我最愉快的时期，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有时毛主席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对我的问候，叮嘱我不要着急，问题是会解决的。”
　　如今再读师哲的这些著作，大的事件自有历史记载，诸如延安整风、开国大典、伟人访苏等等，但浩荡的历史洪流中不经意间泛起的一朵朵小浪花，在他笔下却给人带来一种洗净铅华后返璞归真的美感。
　　《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一文记叙了他在狱中生活的一些片段，读来令人捧腹。“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有一天，来了八九个人对我进行讯问。其中一个青年格外积极，抢着给我说教，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却反驳道：你不要‘搬门弄术’。我又给他纠正道：这个成语是‘班门弄斧’。真让人哭笑不得啊！”在监狱的十多年中，师哲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着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教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所以不许他看，当他向管教人员介绍这是《列宁全集》时，再也没有人敢来干扰他了。经过认真对照，他发现误译之处很多，就一一作了记录，出狱后他把自己的意见交给了中央编译局。
　　在《同毛泽东“闲聊”》一文中，师哲以诙谐幽默的笔法详细介绍了他于1940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的一些趣事，鲜活生动，有血有肉，读后使人受益匪浅。1940年3月23日他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是陕西韩城人。毛泽东说：“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啊。”一下子拉近了他和伟人之间的距离。毛泽东还向他谈起了“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这句诗的出处。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了与毛泽东的接触。有一次他陪毛泽东散步时说起了自己的母亲去世时才51岁，那时他在苏联，既未能给母亲养老，也未能给母亲送终，遗憾之至，奈之何哉！毛泽东听后颇为动容，说自己的母亲从来不训斥、不指责他，去世时也才53岁。随即还背诵了一遍他当年写下的《祭母文》以寄托哀思：“吾母高风，首推博爱……”现在，这块碑文就竖立在韶山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前。
　　一天闲聊时，他们谈起了1920年前后，我国南方有不少热血青年像朱德、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师哲好奇地问毛泽东：“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也想去，很想去，但是我的第一学科是中国，我要把中国研究透！外国嘛，他们去研究，回来后通报，分工合作嘛。”不过毛泽东更想了解师哲是怎样从陕西去了苏联的。师哲便把他如何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苏联学习的过程详细地作了介绍。他还向毛泽东介绍了他读第一本关于列宁的书：“记得当时中国把‘列宁’译为‘李宁’，书上画的列宁像是个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样子。”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人，更是一位慈父。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他叮嘱说：“你既要能吃洋面包，也要能吃糜子饭。”对岸英的管教非常严格。有一次岸英可能是受不了啦，从爸爸屋里出来，跑到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间里，硬邦邦地躺在地上，又吼又叫，又哭又闹，手握成拳头，胳膊腿直挺挺不打弯。毛泽东害怕了，悄悄让师哲赶快去叫米大夫。米大夫过来后用钎子在岸英脚上一划，他的腿立即躲闪反应灵敏；再用小锤敲敲膝盖也正常。米大夫向师哲挤挤眼小声说：“给他爸爸撒娇呢！”然后用俄语向岸英说：“谢廖沙，起来，别耍死狗啦！”病就这样治好了。而毛泽东却装着毫不关心的样子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庆幸我在自己的垂髫之年无意间结交了师哲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我荣幸我在自己的花甲之年认真完整地读懂了师哲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