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家民

　　商山四皓，是中国历史上极富寓意的一个哲人组合。
　　所谓历史寓意，是说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能够给后人提供的可开掘资源的丰富度。《商山四皓》小说所呈现的四位前贤，就是非常富有自身资源的历史人物，值得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去呈现他们鲜活的生命历程。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一文明的高原时代，二则有助于激励我们已经萎缩了的生命状态。不重新解读历史，就无以重塑新时代的民族精神。
　　王家民先生的这本小说《商山四皓》，是回望先秦根基的一朵浪花。小说故事成功地解构与重塑了商山四皓。四位人物或忠孝若愚，或通晓异术，或勇武刚烈，或嗜书善文，皆充盈着家国情怀而个性鲜明，出演在秦末汉初历史大舞台上的伟人和重大历史事件描写也不落俗套。
　　商山四皓这组哲人，以布衣之身奋发于战国“大争”之世，以睿智卓识而成为秦帝国七十位博士之四，四人已具有当时社会的较高端身份，经历了秦帝国统一并参与统一文化和文明的创建，对社会进程有着一定的促推作用。
　　商山四皓隐居的原因，一般都归结为躲避焚书坑儒之祸，小说解读的来龙去脉则更加耐人寻味。四人本是荀子的门生，受师命携书入秦，保护书简潜入商山，通过张良、萧何躬身访贤，详明了焚书坑儒的原委和秦国的宫书典籍尚存之事，由此为汉承秦制奠定了基础。显然，作者努力澄清关于焚书坑儒的认知误区，为传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而敢立一家之言，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般认为，商山四皓隐居是不满暴政，是因秦末之乱，但更有可能的则是小说所言“护书”离朝。小说将荀子授书作为源头，四人携书入秦，欲建书院，文心不泯，因生变故，护书而隐，倾力整理包括《商君书》在内的文献典籍，带书归汉而有保太子事件……这些故事情节是可信的，也是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的。
　　商山四皓所以愿意出山，辅佐汉惠帝刘盈，其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西汉初期全盘继承秦帝国统一文明框架的政治作为，是“汉承秦制”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秦帝国的大批骨干大臣、中下级官吏及名士散官等，纷纷选择了为西汉政权效力。没有这样的“归心”潮流，西汉初期根本不可能迅速稳定下来。
　　刘邦，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对秦始皇陵封了护陵民户的皇帝，其对秦政的敬畏是显然的。若非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大举修改西汉初期治国理念，执意以“独尊儒术”为人治意识形态，从而与秦帝国的“法治”治国拉开距离，使中国统一文明第一次出现“塌方”现象，西汉政权的文明史地位几乎将会与秦帝国并肩。果真如此，商山四皓的历史地位，也将会在文明历史的价值认知中更高一些。
　　历史已经远去，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指向。
　　社会文明正源意识的沉沦，绝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蓦然回首”已是不远。
　　商山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同一般的特殊性。相比较于关中腹地令人眼花缭乱，且使陕西患上了“历史遗产眩晕症”的丰富多样性，商山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相对单一的。但是，这绝非历史文化的劣势。因为，商山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好卡在了中国统一文明创建时期，集中在了奠定中国统一文明与法治文明基础的商鞅文化这个焦点上。商山有商君府遗址、商鞅封地遗址，还有可能未被考古证明的商鞅墓地遗址。因为，商鞅墓葬历史无载，依据历史逻辑有可能被商山民众抢夺骨殖而安葬于商山某处未发现的地区……这是《商山四皓》小说构想的一个出其不意的情节。当然，小说还有许多这样的阅读惊喜和亮点。商山地区更有规模较大的武关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文明的重要遗存，其意义不亚于山西高平的长平大战遗址。举凡这些遗址，都是中华文明高原时期，也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重大文化遗存，其所具有的“钻石”级意义，绝非数量之多可以比较的。
　　相信以王家民先生的《商山四皓》作品为信号，商山地区能够涌现出更多丰厚的历史文学作品，能够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早日攻占先秦文明高原，也为恢复商山地区历史文化的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大秦帝国》作者。本稿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