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被困孤岛，稳住心神后，准备动手制作一些最急需的东西，特别是椅子和桌子。“没有这些东西，我无法享受到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一点舒适。”他这么对自己说——也许他只是在心里这么想。没人交流时，嘴是很难张开的。
　　从西非之角逃出摩利人的魔掌，路过一些没有开化的地方，鲁滨逊见到一些赤条条的黑人男女。他们与野兽杂居，过着捡果、狩猎的原始生活。海难让已经拥有大片农场、大把生意的他，逃到了一个连野人也没有的孤岛。不过，心里打上文明的烙印，他仍能进行基本的坚守。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从船上带下来的斧头把大树砍断，再把圆木削成平板。一根圆木只能削出一张板子，他只能耐着性子去干。谁让他身处在荒岛，却拥有一个想坐在桌前吃饭或写字的冲动。为了一张板子，他用了几周时间；为了一张桌子，他用了更多的时间。他说：“我的时间或我的劳动反正不值钱，无论是花在这个方面，还是花在别的方面都是一个样。”正是因为这些有追求的繁重劳动，让他一直保持精神和思维的状态。
　　作家笛福塑造的鲁滨逊源于18世纪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早他们600多年前，大文豪苏东坡也被贬踏上了孤悬海外的海南。时人称此岛之偏远，“鸟飞犹用半年程”，认为此岛尚未开化，“蛮荒瘴炎之地”。62岁的苏轼抱着“生还无期”的心情来到这里。他给朋友介绍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事实上，到了儋州之后，他真的过上“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悲惨生活。从这“六无”中能体会到，他被扔进“半原始社会”后的悲惨与无奈。
　　很多比他年轻又壮实的人被贬到这里后，真的有来无回，死后无名。苏轼以当时的高龄踏上这个死囚流放地，非但没有倒下，3年之后便使这里因他而改变，到处有了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巷等。当地人更是把他比作海岛之孔子，其荣光真是再莫大焉。
　　率真爱说话的性格，让苏轼吃了大亏，不断受贬。他对此不以为然，从河南到湖北到广东，再到海南，一路被贬过来，日子越过越紧张，豪放不羁的性格却一直未改。据说，他到海南之后，为了生计，常卷起长衣袖，亲自下田。到了田里，看见一个衣服不整的黝黑女人挑担给老公送饭，便打趣说：“蓬发星星两乳乌，朝朝送饭来寻夫。”没想到那女子马上回了他一句，“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否朝廷贬汝无。”被人揭了伤疤的他，非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
　　他仍然好酒，认为“载酒时作凌云游”，很快找到几个酒友，一起登高喝酒，并把自己喝酒的地方称为“载酒亭”。喝酒聊天，不仅聊出友谊，也聊出信任，当地人很快从他的“川普”中听出文化，听到了文明的福音。开始是几个大人来向他请教学问之事，并把先生说课的地方称为学堂。很快，有条件的人家把孩子送来，对此苏轼当然高兴，时人称“先生悦之”。这些孩子中便有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姜唐佐。试想一下，椰风之下，先生坐堂讲道，学子书声朗朗，其他人怀着对先生的感激和对孩子的期许，纷纷前来送酒，与先生登高而喝。这时的先生，文心张，酒正欢，哪里还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官场之忧、遭贬之怨。
　　他苦口婆心地劝当地人改变单纯狩猎的生活，要重视农耕，开荒种地，种植水稻，为此还专门写下了《劝和农六首》诗。为了推广种稻技术，他经常往田里跑。“东坡书院”有两幅他的肖像图：一是头戴斗笠、脚穿木屐的插秧图；一是头戴斗笠、手执书卷的行教图。海南多雨，当地人一直取滩头积水而用，患病的人较多。先生便教当地人挖水井，取地下净化过的水来饮用。当地暴热，常有恶疾，先生把脉问疾，开出药方，让广州的朋友送来黑豆，制成解毒的中药。先生喜欢美食，也善于创造，尝试出了“荔枝肉”，成为当地名吃。
　　就这样，老先生原本以向死之心来到海南，却把别人苟且的生活过出诗意。当地人世世代代纪念他，他也把海南当成自己的家。3年后离开时，留下一首诗：“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恋恋不舍，乐不思蜀。
　　无论是900多年前的苏轼，还是二三百年前的“鲁滨逊”，不幸到了蛮荒之地，却能过好日子，在于他们骨子里已有的文明习惯和本能。后天培养的习惯，一旦成为本能，就像一日三餐，很难轻易改变。它们支撑着我们的生活，也在滋养着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