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晨起的闹钟叫醒时，我正在梦中。我梦到了母亲。我拉着母亲的手，正努力地跳过一个浅浅的水沟。水沟两边的土地被踩得硬得发亮，发亮的地面被雨水淋过以后更加的湿滑。母亲穿着千层底的布鞋，拉着我的手跃过了小河沟。千层底的布鞋母亲早已是多年不穿了，我也还是上小学的时候穿过几年。后来我的孩子将要出生时，母亲戴着老花镜又给还没有见到过的孙子做了几双千层底的虎头靴。这样的靴子在城市里是几乎穿不到的，就一直放在客厅的书架上，成了一种别样的纪念。
　　在这大雨天里，我们跃过河沟，是要往庄稼地里走的。似乎是我坚持着要给母亲种几苗红薯，并不清楚我从哪里弄来的几根幼苗。母亲是不吃肉的，鸡蛋也吃得很勉强，母亲只爱吃下了红薯叶子、芝麻叶子的豆面条。我大约就是为了母亲的红薯叶子非要坚持着在雨天里种红薯的吧！边走我边给母亲说笑，这红薯长出来可要给我留着呀！母亲说，你是吃不上了，等红薯出来了，你在城里呢。
　　母亲本是爱说笑的人，还没有过门到清水河之南的刘家时喜欢唱戏。母亲偶尔会说，她当闺女的时候，她们很多姐妹在一起编辫子（用麦秸秆编织做草帽的草绳）的时候，都是又说又笑，一天就过去了。有次她上了生产队的戏台上唱戏，被我姥爷知道了，让我大舅把她拴在门后面打，不准出门。母亲十六岁起就背起药筒打药，嫁到原本以为地多日子好过的清水河的南岸之后，就开始了终日劳碌的日子。母亲常说，她属马，早上生产队该上工的时候出生的，那时候骡马都该下地了，她就是做牛做马的命。
　　父亲是农高毕业，母亲却目不识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农村人，能上农高的大概也不是很多。如果父亲再继续深造几年，商品粮肯定是能吃上的。强势的爷爷非要父亲回来结婚，父亲就结束学业回到了小刘庄，照看生产队里的打面机。母亲是家里的次女，上有哥哥和姐姐，还要照顾弟弟。在那个吃饭都困难的年代里，上学自然是轮不上她的。大舅上了几年学回到村上当了电工和小队长，信仰耶稣的大姨也读过几年书，二舅最小，书读得不好，就学起了木工。河南的作家刘震云说起他的舅舅是木工的时候，我也常常想起我的二舅。二舅的手艺也不错，各种家具和棺材都能做。后来农村人都买了城里来的家具之后，二舅就去城里的工地上当了木工。父亲对母亲的不识字大概是有些嫌弃的。有次因为说到不识字上厕所的事情，父亲笑着说，不识字就是睁眼瞎，到哪里都不中。母亲接过话来说，谁叫我没上过学，是个“流氓”呢。我们哄堂大笑，母亲把“文盲”说成了“流氓”。这成了母亲的经典语录。
　　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同时嫁过来的媳妇都有了儿子，过上了“母因子贵”的生活，母亲在生了两胎女儿之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带把的”，来延续刘家的烟火。虽然不认识几个大字，生产队的时候因为要记工分，母亲还勉强能写自己的名字，后来就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了，但母亲对我的影响却远远超过父亲。尤其这些年，自己的孩子在长大，身边的老人已有陆续的离开，似乎愈发地理解了父辈人的命运，他们出生在那个年代里，饱受生存艰难和政治意识的影响。肚子是瘪的，脑袋也是空的。人生终极目标就是让孩子过好，生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孩子无私奉献。
　　在我读书和工作的这些年里，我的姥爷、姥姥，以及后来的两位年轻的婶子、我的岳母，妻子的外婆，陆续过世。我都曾陪棺守孝在跟前，在水泥地上、在泥泞的土路上，在荒草丛生的坟地里，披麻戴孝，不停地哭泣，默默地回念，烧纸、点香、鞠躬、磕头。正是在这些一次次的黯然神伤中，我思考着他们的一生，参悟着生死的意义。
　　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了定期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开始是一月，后来基本是两周，现在基本是一周。有几次忙得忘记打电话，母亲生气了，打过去竟然不接。打通父亲的电话，她也不说话了。母亲就是这样的脾性。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母亲身上也有这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偏执。每当觉得城市生活落寞精神无力的时候，我就给母亲打电话。最近的通话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长，有时近一个小时了。我简单地说几句自己的生活，母亲就东家长西家短地说起来了，那些年觉得好烦，都是人家的事情有什么可说道的，近来却听得津津有味。母亲就是我跟故乡联系的电话线。如今还能听母亲不停地唠叨，絮叨家长里短，这于我真是别样的一种幸福，它能冲淡我在城里生活的疲惫，又徒增出许多生活的勇气和前行的力量。
　　一位年逾七十的目不识丁的农村的老人，尚且是那样积极地生活，那么乐观与豁达，那么偏执与计较，那么爱憎分明，那么隐忍与坚韧，未到不惑之年的我还怎敢有些许的颓废与懈怠。
　　大概因为多读了几年书，也变得无情无义起来，很少梦里梦到亲人，但这几年似乎也在无意识地变化着。因着晨起的一个梦的片段，写下了这些文字，算是对被闹钟吵醒的梦的延续，也是对母亲的一种祝福，好比是又给母亲打了一次电话，只是这一次我的话却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