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01月16日
浅议跨学科范式与文学研究张力的形成 ——兼论文化大传统中的文学人类学视野
文学人类学为学者们带来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开拓了国学经典研究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倡导依托融合多学科知识的新方法论对中国文化和华夏文明进行阐释与重释。作为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学者，李永平教授扎根于文学人类学与中华文化的研究之中，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解释、剖析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跨文化研究视域。《文化大传统中的文学人类学视野》一书汇聚了李永平教授数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出其独特的学术视角。
文化大传统观念与方法
与雷德菲尔德所阐述的以书写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和以口头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不同，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将文化大传统指涉无文字时代的口头文化，小传统指涉书写文化。李永平教授提出，应将大传统视野下的文学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文字时代的口头传统，二是与文字书写传统并行的口头传统。在前文字时代，二者是历时性的关系；在文字时代，二者存在共时性关系。研究前者主要靠文物、图像和遗址、口头神话等，研究后者主要靠仪式、民俗活动中的口传叙事等。文化大传统的研究范式，打破了现代性单一学科思维的束缚，将文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融会贯通，引领文学研究者走出“书写文本”的禁锢，对文学进行多维立体研究并对文学谱系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
在叶舒宪教授提出的大小传统方法论体系，“四重证据法”“晕 级编码论”由此生发。“四重证据法”和“N级编码理论体系”运用跨文化比较视野，重建一个文化文本符号编码变迁的脉络，对现象进行通观的阐释。李永平教授指出，“N级编码理论体系”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确定原型编码，只有确定了原型编码，才能基于多重证据，逆向倒推解码，揭示复杂表象背后的文化事项编码的规律和本质。所以“N重证据”是针对文化事项发生场域，打通人体的各个感官领域，基于多重技术、多重媒介的证据整合，即全息证据。“N重全息证据”是一种带有跨文化跨学科视野的方法论，实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证与阐释。从当下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走出去的现实来看，“N重全息证据”对开拓知识视野，提升民族文化传统的阐释空间和释放文化投射力至关重要。
文化大传统视野下的文学活动
在文化大传统视域下，人类的文学活动背后都隐藏着一套元编码体系。这套元编码体系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同一性，并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人类神话思维的普适性。大传统视野能够保证解码的层次深度，理解人及族群更根本的思维方式。作者对献祭文化传统、屠龙文化传统、民间仪式进行深入挖掘，指出这些文学传统与作品背后的原型思维模式与结构——禳灾。作者进一步指出，大传统观念突破了以往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教诲功能的认识，追溯文学的治疗与禳灾等原初的文化整合功能。
首先，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献祭文化传统还是屠龙文化传统，都突出了一种隐蔽的替罪羊机制——通过转嫁罪行从而禳解灾祸，这是团体秩序赖以存续的机制。各个民族为解决灾疫等生存难题，将灾祸转嫁到龙、大蛇、鹞鹰等替罪羊身上，通过斩杀替罪羊禳解灾祸，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其次，作者指出，禳灾原型结构同样存在于《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这样的文学文本中，表现为“大闹”——“伏魔”（审判）的原型结构，并成为“张四姐大闹东京”故事的演述动力。这一结构与其他文化文本形成互文结构，镶嵌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之中。作者从神话原型、民间文本、民俗仪式等原型编码入手进行探析，将文学研究从文本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与人类活动形成互文，挖掘背后隐藏的动力机制，彰显了文化大传统视域下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新的跨学科视阈——阈限视阈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VanGennep)在《过渡礼仪》中首次提出“阈限”概念，范热内普将“阈限”用来描述人们在参加过渡仪式中的不确定的中间过渡阶段。后经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在范热内普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特纳认为阈限摆脱了文化空间中既有的结构的束缚，是一种中介性的状态。受此影响，李永平教授在本书中将其用于对宝卷的分析与讨论。
在对《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进行分析时，作者指出，“大闹”“伏魔”这个民俗事象源自于远古宗教仪式和过渡礼仪中祓禊污染时冗长而又热烈的仪式，在一代代仪式演述和集体记忆之中，散落为各种文化文本。处于“过渡期”的人是危险的与不洁的，中国文化传统以“闹”（大闹、热闹）等活动渡过危险，“闹”因此也成为具有净化禳解功能的阈限阶段。处于阈限阶段的“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的体验，一种对存在的原始状态的回归，它将人们暂时性地转移到了乌托邦世界。因此，只有“大闹”“热闹”才能渡过危机，“闹”也成为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心理机制。
对文化文本中仪式结构的研究，体现了作者对阈限理论的深度运用与跨学科视阈。作者指出，对神话、传说、仪式、展演等文化文本进行跨视阈的研究，有助于对人类文化生成、发展动态过程予以整体呈现。随着对阈限理论的深入思考，李永平教授将其化用到了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阈中，提出了“阈限视阈”与“阈限书写”观念，为人们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与方法论。“阈限视阈”的理论构建将“阈限”这一方法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层面，有助于人们加强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以一种“间性论”视角重新认识世界。
文化大传统观念与方法
与雷德菲尔德所阐述的以书写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和以口头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不同，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将文化大传统指涉无文字时代的口头文化，小传统指涉书写文化。李永平教授提出，应将大传统视野下的文学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文字时代的口头传统，二是与文字书写传统并行的口头传统。在前文字时代，二者是历时性的关系；在文字时代，二者存在共时性关系。研究前者主要靠文物、图像和遗址、口头神话等，研究后者主要靠仪式、民俗活动中的口传叙事等。文化大传统的研究范式，打破了现代性单一学科思维的束缚，将文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融会贯通，引领文学研究者走出“书写文本”的禁锢，对文学进行多维立体研究并对文学谱系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
在叶舒宪教授提出的大小传统方法论体系，“四重证据法”“晕 级编码论”由此生发。“四重证据法”和“N级编码理论体系”运用跨文化比较视野，重建一个文化文本符号编码变迁的脉络，对现象进行通观的阐释。李永平教授指出，“N级编码理论体系”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确定原型编码，只有确定了原型编码，才能基于多重证据，逆向倒推解码，揭示复杂表象背后的文化事项编码的规律和本质。所以“N重证据”是针对文化事项发生场域，打通人体的各个感官领域，基于多重技术、多重媒介的证据整合，即全息证据。“N重全息证据”是一种带有跨文化跨学科视野的方法论，实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证与阐释。从当下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走出去的现实来看，“N重全息证据”对开拓知识视野，提升民族文化传统的阐释空间和释放文化投射力至关重要。
文化大传统视野下的文学活动
在文化大传统视域下，人类的文学活动背后都隐藏着一套元编码体系。这套元编码体系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同一性，并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人类神话思维的普适性。大传统视野能够保证解码的层次深度，理解人及族群更根本的思维方式。作者对献祭文化传统、屠龙文化传统、民间仪式进行深入挖掘，指出这些文学传统与作品背后的原型思维模式与结构——禳灾。作者进一步指出，大传统观念突破了以往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教诲功能的认识，追溯文学的治疗与禳灾等原初的文化整合功能。
首先，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献祭文化传统还是屠龙文化传统，都突出了一种隐蔽的替罪羊机制——通过转嫁罪行从而禳解灾祸，这是团体秩序赖以存续的机制。各个民族为解决灾疫等生存难题，将灾祸转嫁到龙、大蛇、鹞鹰等替罪羊身上，通过斩杀替罪羊禳解灾祸，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其次，作者指出，禳灾原型结构同样存在于《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这样的文学文本中，表现为“大闹”——“伏魔”（审判）的原型结构，并成为“张四姐大闹东京”故事的演述动力。这一结构与其他文化文本形成互文结构，镶嵌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之中。作者从神话原型、民间文本、民俗仪式等原型编码入手进行探析，将文学研究从文本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与人类活动形成互文，挖掘背后隐藏的动力机制，彰显了文化大传统视域下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新的跨学科视阈——阈限视阈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VanGennep)在《过渡礼仪》中首次提出“阈限”概念，范热内普将“阈限”用来描述人们在参加过渡仪式中的不确定的中间过渡阶段。后经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在范热内普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特纳认为阈限摆脱了文化空间中既有的结构的束缚，是一种中介性的状态。受此影响，李永平教授在本书中将其用于对宝卷的分析与讨论。
在对《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进行分析时，作者指出，“大闹”“伏魔”这个民俗事象源自于远古宗教仪式和过渡礼仪中祓禊污染时冗长而又热烈的仪式，在一代代仪式演述和集体记忆之中，散落为各种文化文本。处于“过渡期”的人是危险的与不洁的，中国文化传统以“闹”（大闹、热闹）等活动渡过危险，“闹”因此也成为具有净化禳解功能的阈限阶段。处于阈限阶段的“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的体验，一种对存在的原始状态的回归，它将人们暂时性地转移到了乌托邦世界。因此，只有“大闹”“热闹”才能渡过危机，“闹”也成为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心理机制。
对文化文本中仪式结构的研究，体现了作者对阈限理论的深度运用与跨学科视阈。作者指出，对神话、传说、仪式、展演等文化文本进行跨视阈的研究，有助于对人类文化生成、发展动态过程予以整体呈现。随着对阈限理论的深入思考，李永平教授将其化用到了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阈中，提出了“阈限视阈”与“阈限书写”观念，为人们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与方法论。“阈限视阈”的理论构建将“阈限”这一方法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层面，有助于人们加强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以一种“间性论”视角重新认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