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的农民一年四季都戴斗笠。
　　闽北的斗笠千篇一律都是竹编的。
　　闽北的农民一年四季都戴斗笠，是因为闽北山区一年四季不是出太阳就是在下雨。斗笠既可挡雨，又可遮阳。
　　闽北的斗笠千篇一律都是竹编的，是因为闽北山区盛产毛竹。尤其是我插队当知青的顺昌县，更是著名的“中国毛竹之乡”和“中国竹荪之乡”，全县拥有竹林面积67万亩，竹荪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0%。而用竹子破成细韧的竹篾编织起来的经纬里，密而有序如莲花般铺垫开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竹叶，编成的斗笠足以抵御酷热的毒日和寒冷的风雨。由于闽北山高水寒更多雨，所以小如蒲扇的尖顶小巧斗笠便常年生根一般戴在淳朴农民的头上。这本不起眼的斗笠于是成为了闽北农民的身份标志。
　　1974年7月，我们从福州一中高中毕业下来的知青，到顺昌县洋墩公社蔡坑大队插队劳动的第一天，就去大队供销社，每人花两角五分钱买了一顶闽北斗笠戴上。一是满足知青初来乍到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二是表示自己插队山村同乡亲们打成一片的决心。
　　1976年12月，在我插队两年半，种植收获了六次双季水稻后，我从知青队被贫下中农选中去洋墩公社蔡坑大队小学戴帽初中班当民办教师。于是我拔出深陷烂泥田的两条泥腿，戴着风吹雨打已经泛黄的斗笠，怀揣一本翻烂的《新华字典》，从外黄知青队，走四公里山路，到蔡坑大队小学上任去了。我担任的是初中二年级——仅有一个班——28个学生的语文、政治、化学三门课程教学任务，同时兼任班主任和校篮球队教练——赶鸭子上架。其时骨瘦如柴的我，虽然瘦高，却没打过几回篮球。
　　上课第一天，正值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我看见我的学生一手拎一个破书包，一手提一个大火笼匆匆跑进教室——用蔡坑村旧祠堂改建而成。更要命的是，有将近一半的女生还背着一个会撒尿的弟弟妹妹!原来父母白天要下田干活，只好将家中年幼的孩子交给姐姐来当保姆。当时我就傻了眼，闹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的脸色一定很不好看。学生们在进教室前，都在门口一个个抡圆了斗笠，甩去雨雪，姿势很优美，动作很娴熟。那天寒风刺骨，正下着雨夹雪，淅淅沥沥的雨雪打湿了学生的一顶顶斗笠。
　　上课第一天，我宣布两条纪律：上课不准带孩子，上课不准烤火笼——这成何体统？孩子哭闹，脚臭熏天，还像一个传授文化的知识圣殿吗！第二天上课，果然没有一个学生带火笼背孩子来了。我欣慰地笑了，当场表扬了他们。很快，我发现我错了。那年头，穷苦的闽北山村子女，一个个都是衣裳单薄，手脚皲裂——甚至连一双最普通的解放鞋都没有，上课时冻僵的手指连笔都抓不住。结果课堂上我看见老是有学生弯腰到地上捡笔，那俯伏的瘦削脊梁仿佛大写了一个“冷”字。我很快取消了两条纪律。学生们又高高兴兴地烤上了大火笼，而且班长还赠送我一个由他父亲编织而成的崭新大火笼，师生情谊加深了，暖意融融。只是，再没有女生背弟妹来上课了。
　　1977年7月，转眼之间，紧张的夏收夏种又开始了。我带领初二班28个学生下到偏远的生产队去支援繁忙的“双抢”劳动。割稻谷到中午休息时，我累得躺倒在稻田边一小块树荫下，很快睡着了。当我一觉醒来，发觉我的学生一个个都光着脑袋挥舞镰刀在田里飞快地割稻子，而我的身体则从头到脚盖满了一顶顶小巧尖顶的斗笠，另有一排斗笠插在地上遮护在我的脑袋周围。原来，在我睡着的时候，转动的地球使树荫移动了方位，我善良质朴的学生担心晒坏了他们的老师，就悄无声息地上演了这感人的一幕。我的头顶顿时一片阴凉，我的心里顿时一片温馨。
　　1977年12月，我招工回到省城，告别第二故乡——闽北南平市顺昌县，成为国营福州面粉厂的一个装麸工。继而我考上福建师大历史系，留校工作；后又调到《故事林》杂志和《福建文学》杂志担任文学编辑；再重返高校，调到福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任教。
　　2017年4月，两鬓斑白的我退休了。这期间我的身份不断变换，我的岗位不断更新，我也从懵懂青年俨然变魔术一般，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年过花甲的老汉。但是，45年前我的学生用他们的斗笠在稻田边为我创造的那一份阴凉、那一片温馨，我一直保存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