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五载（746年）到乾元二年（759年），诗圣杜甫先后辗转于长安、奉先、白水、鄜州、凤翔、华州等地，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三秦大地度过了十三年半的时光。困顿流离之中，他以各体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这段生命历程。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也体现了诗人走向“诗圣”的真实历程。
　　《跟着诗圣走陕西——杜甫三秦行迹之考察与探究》（刘锋涛等著，西安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一书，即结合杜诗文本与史书地志，借鉴学界研究成果，沿杜甫在三秦（今陕西省地域）的行走路线进行实地考察、照片拍摄，并以此为线索解读杜甫关中诗作，进而还原其生命现场、阐释其思想心态。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初到长安；第二章，旅食京华；第三章，长安—羌村—长安；第四章，在凤翔；第五章，再到鄜州；第六章，长安左拾遗；第七章，最后的关中岁月。清晰地勾勒了杜甫在陕西的往来行迹与心路历程，展示了杜甫从浪漫逐步走向现实的过程。
　　作为一部弘扬诗圣精神、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性科普读物，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行文谨严，立足于古今学者杜甫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该书以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陈贻焮《杜甫评传》等权威著作为主要参考书目。在杜甫行迹考订、诗歌编年、原文释读等方面，广泛吸收胡小石、闻一多、冯至、曹慕樊、霍松林等国学大师的学术观点，密切关注并借鉴韩成武、查屏球、胡可先、杜晓勤等一线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写到天宝十三载杜甫及其家眷在长安城南定居的具体位置时，作者采用了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汇笺》中提出的下杜城说。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一句的释读，亦汲取了霍松林先生的观点，既说明这句诗表现了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及其政治理想，也对以往关于“藿”的错误理解作了纠正。对于学界尚有争议的问题，如杜甫是否到过延州及更北的芦子关等，本书也简要介绍了学界的不同观点，并选用作者认为较为客观合理的一种。
　　第二，视角新颖，以地理文化视角解读诗歌。
　　杜甫在三秦大地创作的许多诗歌，明显涉及自然及人文环境描述，该书将杜诗中的山川、名物、气候、民俗等要素与史书地志互证，解释诗中的地名、人名等，考察杜甫的活动地点，展现了杜诗与关中风土人情、节俗时令、气候地貌等的交互影响。如在释读《彭衙行》中“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一句时，介绍了至今彭衙及其周边地区“招魂娃娃”或“送病娃娃”的剪纸民俗遗存，使读者更为确切地理解诗意。这些，也都体现出了关中地区与齐赵、河洛、陇右、巴蜀、荆湘等杜甫所到过的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特点。
　　第三，插图精美，带给读者直观深刻的印象。
　　在该书目录前页，作者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绘制了杜甫关中行迹地图，标出了杜甫所经的府、州、县及自然或人文胜迹，将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地名与现在的地名相互对照，辅以杜甫行经的时间、路线等文字说明，使杜甫在三秦大地上的行踪一目了然。该书正文配有多张印制精美的彩色插图，多由作者实地拍摄，既展现了自然山水的壮美风光，也凸显了历史古迹的厚重风貌。读者可以对照图文，任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渭北初绽花苞的“春天树”、曲江池边婀娜的垂柳，都能使人感受到杜甫思念友人的心曲与感事伤怀的叹息。诸多图文的映衬，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领略诗人杜甫眼中三秦大地的风貌，感受儒者杜甫心中悲天悯人的情怀。
　　第四，关注读者对象，有目的性地解诗。
　　章法结构与词句的解析之外，作者也注重其他方面的解读，比如杜诗中典故运用甚多，该书在串讲诗歌大意时，也将这些典故的出处、含义等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如在解读《春日忆李白》中“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句时，作者即引用江淹、温庭筠、秦观、李清照等人的诗词，指出了日暮碧云这类语典的由来及广泛的运用。在讲解《九日蓝田崔氏庄》中“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一句时，作者先解释了其中化用的东晋名士孟嘉落帽故事，又说明典故运用产生了寓庄于谐的效果，还点出了这一用法对苏轼词作的影响。这就为热爱中国古代文学的普通读者扫清了阅读障碍，也增强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上述特点之外，本书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其目的，是引导读者一起领略杜甫的人格魅力。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能够了解到，一千多年前的杜甫，与万千普通百姓一样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与万千位卑学高的文人士子一样怀才不遇，更容易体会杜甫忠厚爱民的人格，诗圣的伟岸形象在关中大地的版图上逐渐清晰，他的博大襟怀也在名胜古迹中愈发彰显。
　　杜甫在三秦大地上创作的诗歌，既是他个人行藏出处的写照，也是乱离之际中国传统文士的心灵史，更是唐王朝国运兴衰的演变史。对诗圣三秦行迹的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与诗歌解读，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对挖掘陕西的文化遗产、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区域文化辨识度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科教协同育人科研项目《丝绸之路与唐宋文学及其演变研究》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