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沃尔夫冈·伊塞尔等人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将文学接受史研究分为效果史、阐述史和影响史三部分。效果史与作者的声望地位有关，阐述史与对作者及作品的解读有关，影响史与作者风格的继承关系密切。运用此理论，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探究《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建构，发现具有系统性、脉络性和综合性的显著特征，更能客观、多维地反映文学接受的全貌。
　　首先，《史记》作为文学经典接受的效果史。文学接受的效果史，“即考察作品审美效果的嬗变衍化和成因规律，包括读者群的构成及其变迁，不同时代读者对作品的接纳反应及作品的显晦声誉，进而透过作品效果史探寻文艺风气和审美趣味的演变轨迹等”，即以读者为研究中心，通过考察其对作品接受及其效果的情状，以揭示作品的客观价值与特征的方法，为作品打开新的评价视角。历代关于《史记》的接受效果史，主要围绕着《史记》的文采与叙事、语言的嬗替展开。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起步。当时人对司马迁的接受涉及对其文才的赞赏，以及对《史记》的研究和注释，南朝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是其代表。唐代注释《史记》是其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而本时期注释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裴骃所作《史记集解》合称为“史记三家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作者张新科老师提出，文史之间具有巨大的关联性，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接纳反应及作品的显晦声誉互有影响，如唐代古文运动对于《史记》文学地位的奠定，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对其广泛接受具有重要意义，元代的“史记戏”、《史记》诗的创作和词作中引用《史记》内容，明人对《史记》叙事、记人、谋篇布局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接受，清代研究《史记》在考证方面的贡献，近现代新式大学教育相应的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健全等，都是《史记》接受效果史的呈现。
　　其次，《史记》作为文学经典接受的阐述史。文学接受的阐述史是“对历代阐释的现代思考和重新分析，是阐释的阐释”，即对作品阐释史的梳理，能进一步发现文学审美衍变的清晰脉络。同时，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具有创造力，其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作品价值认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从汉魏六朝到唐代，关于《史记》作为文学经典的阐释，完成了从起步阶段到奠基的过程。张老师认为《史记》接受史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修史实践上看，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二是出现了诸多史学理论著作对于《史记》的讨论，如刘知己的《史通》等。三是宋代史汉异同的兴起，文学阐释著作出现了《班马异同》《史记辨惑》《史记法语》《班马字类》《史记详节》，史家从“会通”的角度学习《史记》，也是其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贡献。而明清对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研究，内容涉及马班思想、文字、体例、艺术手法、文章风格等方面，取得了阐述史方面的较大成绩。四是元代出现的戏曲、咏史诗，以及词中所涉及的《史记》相关题材，无疑来自于对《史记》作为文学经典的阐释。近现代随着《史记》的普及，对《史记》的阐释改变了以往纯考据的“史料学”方法，把唯物史观和丰富史料相结合，使阐释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再次，《史记》作为文学经典接受的多维影响史。文学接受的影响史“就是受到艺术原型和艺术母题的影响启发，形成文学系列的历代作品史”，即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限于某一段时空，更形成一个不断衍生发展的文学生态。《史记》作为经典的文学巨著，其传播与接受在历代文学化的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文本互动关系。就《史记》与传记的联系来说，书中指出唐前史传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在时间、空间中不断扩展，由概括化向个性化迈进，由单一性向复杂性发展；论及《史记》的文学特质以及司马迁对前代文学思想的继承，司马迁对《尚书》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尚书》中“敬天保民”的民本和“汤武革命”的思想；还论及《史记》与小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涉及小说里形象化的人物、立体化的叙事手法、戏剧化的场面和艺术手法等。就《史记》与抒情文学之间的关系，张老师指出《史记》继承和接受了屈赋强烈的爱憎和浓厚的抒情性以及屈原高尚的人格，司马迁因为李陵案身陷囹圄，与屈原的境遇具有内在一致性，故《史记》赞扬屈子这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积极的政治热情。张老师在阐发古代文学人文意义之间的交互影响时，把《史记》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进行考察，并发掘出《史记》的精神价值对于文体创造的影响。
　　总之，《史记》经过两千多年的经典化过程，成为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张老师细致论述了每个阶段读者关于《史记》的接受和阐释以及文体之间的互动，认为《史记》是一本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书籍，其文学经典化的接受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史记》的经典化过程也是读者作为主体的过程，张老师关于《史记》经典化问题的提出，使历代读者参与《史记》作品意义与价值的创造，对于《史记》在当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