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1日
我的商家大哥
认识商子雍转眼已经四十多年了，1974年我俩在延安宝塔山下的延河饭店相遇，记不清谁先招呼谁，就匆匆相识。从那时开始，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四十多年的往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哥们。子雍长我6岁，自然是我心中的商家大哥。
1974年我25岁，才踏上文学之路。没想到的是，商家大哥成了我文学生涯中的贵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西安市文联的《长安》文学月刊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春天总是绿的》，并配发了评论。这可是我第一篇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啊！几年后，我调入《长安》文学月刊编辑部，他却调到《西安晚报》社了。那些年，我因生病放弃了写小说，专攻诗歌，1995年前后他主持《西安晚报》周末专刊，聘我操持“周末诗会”，给我助力。而我身体恢复后尝试着写散文，一篇发在1999年的《西北航空》杂志上，他正好在去宁夏的航班上看到了。一下飞机就在银川机场给我打电话，祝贺我、鼓励我，并认为我语言特别好，前途无量！其欣喜的急切心情，显得比他自己得了什么大奖还兴奋。子雍老兄这一鼓励，我从此坚持写散文，一不小心，十七八年间我竟创作了三百多万字包括纪实、游记、随笔、文化札记在内的各类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吉祥陕西》《长安回望》《邮票上的美丽陕西》，以及纪实类的《老三届采访手记》。还有已撰写出近50万字非虚构散文《记忆老西安》，已列入西北大学出版社选题，其中有近20万字先后刊登在各类报刊上，收入《西安城墙》丛书文化卷中的“城墙下的老街巷”和由子雍兄任副主编的《西安老故事》一书。至今想起，不是商家大哥鼓励，我焉有如此之耐力和毅力，完成如此巨量之任务？因为我比较散漫，被称为陕西文坛上的“闲人”。有十多年间我写作很少，加上高血压老爱发懒，喜欢躺在床上看闲书。子雍兄就曾为我和诗人渭水（周抗美）撰联：“周郎好洁，每见条帚便扫地；朱公嗜睡，但逢床板必平身。”这嗜睡之朱公就说的是我。诙谐有趣的子雍兄虽意在调侃，而我却以为他在为我敲警钟，让我从此不敢稍有懈怠。
2000年，我与子雍同为市政协委员，距退休还有七八年，这时，子雍兄就开始张罗着和闻频、周大鹏几位推荐我为市文史馆馆员。2008年刚办完退休手续，就接过西安市市长代表市政府亲手颁发给我的馆员证书。平日难得激动的我，这时心中充满了感激。
而对推荐亲弟弟商子秦当馆员的事，他却不是像对推荐我那样上心；当然，这也许是他“举贤避亲”。这些事，都让我没齿难忘。
在西安这几十年，好像我喜欢的事，他都喜欢，都跟着凑热闹。我爱集邮，主办了一系列的集邮征文、集邮之旅采风、大唐集邮文化周书画摄影展，以及编邮票书《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集邮年华》等，子雍从不缺席。一次，我从集邮公司库房批发出十多本带金猴的十二生肖邮册。让给他一本，要价2200元。子雍兄说：这么贵？唉，跟着文杰不怕上当。当时我主持“魅力集邮”征文，他为此写了篇文章《拥“猴”入怀》，大家一出手，自然不同凡响，首发在《西安晚报》，先后被香港《大公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光稿费就是他购票钱的几倍，还得了“魅力集邮”征文一等奖，奖金3000元，而猴票第二年也升值到12000元。有意思的是，商兄一女粉丝读了《拥“猴”入怀》后寄他一枚“猴”。我一看，此“猴”非彼“猴”也，是第二轮盖销票，不值钱。但他仍喜眉笑眼，十分开心。
其实，子雍兄一直是我的领导，我在西安市文联当专业作家，他是文联副主席、作协常务副主席。按理说退休了该没有上下级关系了。谁知，他把我拉进文史馆，又成了他麾下直接领导的兵，他是馆里文史研究会的会长，我是一名普通成员。所以在文史馆，事事得向他请示汇报呢！
商子雍一身正气，敢言人所不敢之言，且嫉恶如仇，写文章针砭时弊，很尖锐很犀利不留情面，但他说话讲艺术，很智慧，引经据典，高屋建瓴，既严肃得语锋如刃，又温柔得旁敲侧击，不作人身攻击，因此他写杂文并未得罪什么具体人，在陕西文坛口碑不错。
由于子雍老兄，我先后结识了商家三兄弟中的商子周、商子秦。
子周兄是西安有名的医生，曾任陕西省肿瘤医院院长、陕西省肿瘤研究所所长，退休后还被西安最大的民营医院长安医院，聘为主管医务的副院长，一干就是上十年。我和家人，还有亲戚、朋友看病的事没少麻烦过他。他总是安排最好的医生，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让我感激不尽。子周兄是医生，文章也写得不凡。
而商子秦和我更近些，同为上世纪80年代陕西诗坛那一代诗人，后来又成了西安市文联的同事，一起组织了几次西安市文学艺术界大采风活动。子秦比我小一岁，我们退休后这几年合作干的事更多：一起编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西安城墙丛书”。我主编“西安城墙丛书”文化卷，乘机设置了一辑《城墙下的老街巷》，赶写了十篇，其中老街巷占了八篇，有六万多字。2015年我和子秦又一起主编《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其中上卷还是我和子秦合作撰稿。2016年还一起主编《集邮情怀》一书。加上我和子秦一起出去采风，一会陕南汉中，一会陕北榆林，还去了一趟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集藏博览会。这些竟惹起了子雍兄的羡慕：“文杰，你这两年和子秦合作得美得很呀！”
1974年我25岁，才踏上文学之路。没想到的是，商家大哥成了我文学生涯中的贵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西安市文联的《长安》文学月刊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春天总是绿的》，并配发了评论。这可是我第一篇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啊！几年后，我调入《长安》文学月刊编辑部，他却调到《西安晚报》社了。那些年，我因生病放弃了写小说，专攻诗歌，1995年前后他主持《西安晚报》周末专刊，聘我操持“周末诗会”，给我助力。而我身体恢复后尝试着写散文，一篇发在1999年的《西北航空》杂志上，他正好在去宁夏的航班上看到了。一下飞机就在银川机场给我打电话，祝贺我、鼓励我，并认为我语言特别好，前途无量！其欣喜的急切心情，显得比他自己得了什么大奖还兴奋。子雍老兄这一鼓励，我从此坚持写散文，一不小心，十七八年间我竟创作了三百多万字包括纪实、游记、随笔、文化札记在内的各类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吉祥陕西》《长安回望》《邮票上的美丽陕西》，以及纪实类的《老三届采访手记》。还有已撰写出近50万字非虚构散文《记忆老西安》，已列入西北大学出版社选题，其中有近20万字先后刊登在各类报刊上，收入《西安城墙》丛书文化卷中的“城墙下的老街巷”和由子雍兄任副主编的《西安老故事》一书。至今想起，不是商家大哥鼓励，我焉有如此之耐力和毅力，完成如此巨量之任务？因为我比较散漫，被称为陕西文坛上的“闲人”。有十多年间我写作很少，加上高血压老爱发懒，喜欢躺在床上看闲书。子雍兄就曾为我和诗人渭水（周抗美）撰联：“周郎好洁，每见条帚便扫地；朱公嗜睡，但逢床板必平身。”这嗜睡之朱公就说的是我。诙谐有趣的子雍兄虽意在调侃，而我却以为他在为我敲警钟，让我从此不敢稍有懈怠。
2000年，我与子雍同为市政协委员，距退休还有七八年，这时，子雍兄就开始张罗着和闻频、周大鹏几位推荐我为市文史馆馆员。2008年刚办完退休手续，就接过西安市市长代表市政府亲手颁发给我的馆员证书。平日难得激动的我，这时心中充满了感激。
而对推荐亲弟弟商子秦当馆员的事，他却不是像对推荐我那样上心；当然，这也许是他“举贤避亲”。这些事，都让我没齿难忘。
在西安这几十年，好像我喜欢的事，他都喜欢，都跟着凑热闹。我爱集邮，主办了一系列的集邮征文、集邮之旅采风、大唐集邮文化周书画摄影展，以及编邮票书《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集邮年华》等，子雍从不缺席。一次，我从集邮公司库房批发出十多本带金猴的十二生肖邮册。让给他一本，要价2200元。子雍兄说：这么贵？唉，跟着文杰不怕上当。当时我主持“魅力集邮”征文，他为此写了篇文章《拥“猴”入怀》，大家一出手，自然不同凡响，首发在《西安晚报》，先后被香港《大公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光稿费就是他购票钱的几倍，还得了“魅力集邮”征文一等奖，奖金3000元，而猴票第二年也升值到12000元。有意思的是，商兄一女粉丝读了《拥“猴”入怀》后寄他一枚“猴”。我一看，此“猴”非彼“猴”也，是第二轮盖销票，不值钱。但他仍喜眉笑眼，十分开心。
其实，子雍兄一直是我的领导，我在西安市文联当专业作家，他是文联副主席、作协常务副主席。按理说退休了该没有上下级关系了。谁知，他把我拉进文史馆，又成了他麾下直接领导的兵，他是馆里文史研究会的会长，我是一名普通成员。所以在文史馆，事事得向他请示汇报呢！
商子雍一身正气，敢言人所不敢之言，且嫉恶如仇，写文章针砭时弊，很尖锐很犀利不留情面，但他说话讲艺术，很智慧，引经据典，高屋建瓴，既严肃得语锋如刃，又温柔得旁敲侧击，不作人身攻击，因此他写杂文并未得罪什么具体人，在陕西文坛口碑不错。
由于子雍老兄，我先后结识了商家三兄弟中的商子周、商子秦。
子周兄是西安有名的医生，曾任陕西省肿瘤医院院长、陕西省肿瘤研究所所长，退休后还被西安最大的民营医院长安医院，聘为主管医务的副院长，一干就是上十年。我和家人，还有亲戚、朋友看病的事没少麻烦过他。他总是安排最好的医生，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让我感激不尽。子周兄是医生，文章也写得不凡。
而商子秦和我更近些，同为上世纪80年代陕西诗坛那一代诗人，后来又成了西安市文联的同事，一起组织了几次西安市文学艺术界大采风活动。子秦比我小一岁，我们退休后这几年合作干的事更多：一起编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西安城墙丛书”。我主编“西安城墙丛书”文化卷，乘机设置了一辑《城墙下的老街巷》，赶写了十篇，其中老街巷占了八篇，有六万多字。2015年我和子秦又一起主编《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其中上卷还是我和子秦合作撰稿。2016年还一起主编《集邮情怀》一书。加上我和子秦一起出去采风，一会陕南汉中，一会陕北榆林，还去了一趟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集藏博览会。这些竟惹起了子雍兄的羡慕：“文杰，你这两年和子秦合作得美得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