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说我是个孝子，但我清楚我不是。对待老人，钱可以多给，好吃好喝可以多买，但是“色难”。色难二字是前贤的总结，意思是要我们和颜悦色、始终如一地与长辈说话。太难！
　　窗外下大雨，很想念母亲，止不住眼泪流。两年来，母亲总是靠在沙发上，看儿子写文章、临帖的背影。每写一幅字，贴上门板，让母亲点评。母亲多数时候说不咋的，嫌字写得“歪歪扭扭”。我说你要夸儿子，夸就容易进步。从此，我每写一幅字，母亲就说，好，好，真好！近来的字长进不大，因为母亲不在了，没人夸我了。
　　那夜朋友来访，抱怨我未将我母亲去世之事告知。我说人在悲中，想不到，也不想报丧，只在博客上贴母遗像。我请他不必自责，我的大学同班，也没来一个吊唁啊，都不知道。这也是谨遵母训。母亲健在时，经常告诉我，一切事自己做，除非万不得已，能不麻烦人就不要麻烦人。母亲从不讲排场，也从不让给她过生日。每年来西安，她都是独自逛街。把钱给她装上，要她打出租，但她舍不得花钱，没打过一次出租。她坚持步行，连公交也很少坐。怕她走丢了，我将家里和单位的电话录在纸上，装在她口袋里。许多乡下进城的老人会走丢，但母亲没有半次走丢。她转遍了西安的寺院，许多我们至今也没去过。母亲还跑到长安的兴教寺（该寺安葬着玄奘骨灰）办了个“皈依证”，于是逛所有的寺庙都免费了。独立自主，不麻烦别人，包括不麻烦亲人，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记得当年乡里人每每看见我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就高兴地送到我家。母亲自然一概保存。一张1998年8月17日的《商洛报》（《商洛日报》前身）即是其一，上面刊登着我的台湾版散文集自序。送母归乡入土后，我从家里的小皮箱——母亲当年的唯一陪嫁里翻出来的。母亲用这张报纸，包着一些她认为珍贵的东西，诸如我写给她的信、布票、粮票、分家时的契约、林产证、我的独生子女证，等等。纸包里有张毛笔字，出自我五爷之手，是写给我的“影格”，内容是中医药理。我能清晰地记得，这是1964年的事，在我六岁的那年。
　　母亲写字认真、清爽，我上大学后，母子间常通信。母亲常常抱怨自个儿的字怎么也写不好。因为连续搬家，母亲写给我的许多信，不知塞哪里了。母亲1949年前念过三年半私塾。小的时候，她常给我读小说。我不认为她这是有意“培养”儿子，而是打发艰难的时光。如《薛仁贵征东》《司马茂断阴曹》《樊梨花》《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红楼梦》《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三家巷》等等，这些书对于儿童的成长，有什么“励志”可言？许多字不认识，母亲就连猜带蒙。读书的时间，通常在白天生产队里干完活，晚饭过后，睡觉之前。冬天读书，一定在夜晚的煤油灯下，坐在劈柴红火的炕洞口旁。
　　母亲一生崇敬文化，最看不惯我拿报刊杂志乱涂鸦、垫屁股。凡是字纸，她一概折叠好，整齐码放。可是见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书报刊，简直近于灾害，她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任我处置了；同时叹息，我们乡下许多国家干部、教书先生的家里，竟没有几本书。
　　前年秋天，母亲来电话，说她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她只要能自理，那就决不在城里多呆一分钟。她割舍不下她一手缔造的家园。她热爱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她习惯于土地的奇异芳香。她快乐于跟鸡鸭狗猫说话，但是她老了，业已弱势了，必须“投靠”子女了，一如人在少儿时，不得不“投靠”父母一样。
　　于是，我接她进西安，住进她儿子的大书房里。可是儿子的书都是“砖头学问”“阳春白雪”，母亲没兴趣看，想看也看不懂。她只翻一本佛经、一本老皇历。高居23层，所以，她经常临窗，送目秦岭，思念山林与土地，口里念叨着二十四节气的轮换。
　　今年春节过后，母亲身体日衰一日，再也没有气力独自下楼、上街转悠了。所以我们一下班，都是尽快赶回家陪她。来了客人聊天时，母亲就坐在跟前倾听，间或插话。她从不坐沙发，而是永远坐在小矮凳上，姿态低微，以此敬重来客。只是她的插话让人哭笑不得，类似提审犯人，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干么事（什么）工作”“你有几个娃”……有时则点评电视新闻，“南方水灾又死了好多人”“美国很怪，各过各的日子嘛，为么事到处打别人”……人老了寂寞，逢人就想多说话。
　　母亲偶尔也看我写的书，戴着老花镜认真看，三页书看两天。问她这书写得怎样，她不吱声。问多了，她说：“你一个大男人的，写得这么细细末末。”语气是批评。我一笑了之。母亲接着说道：“《红楼梦》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她的神态，她的语气，那可断然不是表扬。不过这话要是让行家听了，会认为母亲是个了不起的评论家呢。
　　鲁迅曾给他母亲买过张恨水的书，捎回去供老人家消磨时间。鲁迅自己是不看张恨水的。我没有鲁迅的细心，我疏忽了母亲这类“劳动人民”的阅读口味，否则，我会给母亲买几本金庸、二月河的小说。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啊！人生总是充满了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