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贺抒玉老师是最美的一朵
○ 高建群
作者(右三)和贺抒玉、李若冰夫妇(左二左三)
李若冰、贺抒玉夫妇,是从延安窑洞走出来的革命家、文艺家。李老长期担任陕西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计担任过省作协党组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省文联主席等职。而早在延安时期,他还担任过中宣部秘书科长兼部长秘书。贺老贺抒玉则长期担任《延河》杂志副主编。冰清玉洁,两位老人帮助过许多那个时期的陕西文化人。毫不夸张地说,许多文化人接受过他们的恩惠,这其中也包括我。
路遥说李若冰、贺抒玉夫妇是他的再生父母,这话确实,李老、贺老担得起。1980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时任《延河》主编的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来延安为路遥办理调动手续。我当时在延安报社当副刊编辑。我陪二位到行署,找到延安地区教育局局长。教育局局长说,这不符合政策,只有大城市的毕业生往中小城市分配的,还没有见过中小城市的毕业生逆向回流到大城市的。双方争执了很久,后来,贺抒玉老师说,你们拨通省教育厅厅长的电话,我给他说。电话拨通了,贺抒玉用浓烈的米脂话和对方通话。厅长也是老延安,他们十分相熟。贺抒玉央求他们把这个人放了,她说路遥是个人才,或许将来会有大的成就,《延河》需要人。王丕祥老师是个直性子,这时候他抢过电话骂起来。他说,难道需要我老王提个酒瓶瓶,来贿赂一下你吗?调个人就这么难!厅长在电话那头笑了,他说老王你还是这个脾气。这样吧,叫延安的局长来接电话,给办手续。
事情谈妥之后,两位一身轻松。我陪两位到行署对面的延安饭店吃饭。饭店里正在开延安地区的三干会,我叫他们挤出来三个凳子,我陪二位坐下用饭。我所以将时间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三干会通常是在正月十六开。延安人过年十分隆重,扭秧歌、闹社火,一直闹腾到十五,十六开始开会,这会于是又叫收心会。
前不久我还跟延安大学的老校长申沛昌先生说起这事。申老说,路遥当年的辅导员老师是他,他记得路遥毕业以后,就分到《延河》杂志去了,还是他给联系的。我说,没有,开始是毕业实习,后来是借调,这次才是正式调动。
李若冰夫人贺抒玉、杜鹏程夫人张问彬,还给我谈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她俩专程前往延川县,帮助回乡青年路遥修改他的第一件见诸省刊的作品《优胜红旗》的事。陕北老诗人曹谷溪回忆,这篇早期作品是他推荐给《陕西文艺》的。谷溪同志曾经参加过1964年的全国青年文学积极分子大会,他和作协这些老人手都熟。
他们觉得这篇小稿还有修改价值,于是两位编辑专程来到延川,找来路遥,在延川县招待所给路遥登记了窑洞,然后给他指点,教他该怎么修改。问彬老师说,晚上,两位到秀延河边散了一阵步,突然想起,不知道路遥能不能找来稿纸,如果晚上要修改,怎么办?于是她俩到县委值班室要了一沓稿纸,敲开招待所路遥的窑洞,送给他。《优胜红旗》后来好像发表在《陕西文艺》第一期。
1994年初夏,省作协开主席团会,会罢,我去西北局干休所拜望李若冰、贺抒玉老师。贺老师一见我,就操着浓烈的米脂话说,建群?你不是说你要调回西安吗?怎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回答说,省作代会之后,刘荣惠副书记找我单独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想调回西安来。父亲已经去世,没有什么牵挂的了,加之我有肺气肿,西安的空气要好一些!刘书记说,我来协调,你不要分心,好好写作,再给咱们拿出一部《最后一个匈奴》。
我对贺老师说,刘书记这话已经说了一年了,不知现在协调得怎么样了。这时,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李若冰老师突然说,建群,不知道你能不能看上省文联?如果想到省文联来,我给你办!我听了这话,一阵激动。我说,只要能调到西安,有个地方叫我圪蹴下,我就满足了。李老听了说,好!礼拜一党组会上我提出来,你们夫妇一起调。
这样,我就从黄陵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了省文联。当时还有一个程序,就是外调。文联汇报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巨才,王部长说,建群是我看着长大的,人品一流,作品一流,要外调,就来外调我吧!
那个令人怀念的文学时代,恍若昨日。那些具有崇高感的文学前辈们,你们是我心目中永远的丰碑,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