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乔治·何克随姑妈一道游历世界。次年2月，何克来到上海，彼时的上海已经与姑妈的描述大相径庭：数不清的难民和乞丐、袒露在大街上的伤口和真实的哭声……如此怪诞的场景着实让何克疑惑不已。但有一点他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日本人的暴行带来的。
　　1938年3月，何克在汉口“粉红色的主教”吴德施家中，与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相识。听着他们言谈中的红色中国，何克对于延安——那颗如心脏般向全国输送无限热血青年的圣地充满了无限向往。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史沫德莱的帮助下，何克得以前往西北前线、游击队据点和他梦寐以求想要探访的延安。
　　在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何克记述了前往延安的场景：“一路上满是沟壑，每次攀登都是一次赌博。”西北的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似乎在这样的穷山恶岭中过不上什么好日子。可是，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这里的人们生活虽不富裕，却精神富足，对未来饱含期望。这里的路上是见不到乞丐的。“八路军好不好？”何克用蹩脚的中文询问沿途偶遇的老人。老人牙齿已掉光，听到问话却笑而不答。是啊，沿途所见便是老人的答案。
　　何克探访延安期间，延安有近8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学生。学生宿舍和课堂条件简陋，可学生们的士气很高。他们那美好、自信、欢乐的精神面貌感染了整个延安。在前往延安的卡车上，就有两个要加入学生大军的年轻姑娘，她们的眼中闪烁着蓬勃的理想主义，燃烧着渴望投身国家救亡的热忱。
　　这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朴素，即便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住的也仅是一眼窑洞，却能在窑洞内简陋的方桌上写出振聋发聩的文章。年轻力壮的去前线打仗；妇女们在后方踩着机器做冬衣、纳鞋底；孩子们在篮球场上锻炼，时不时窜到读报会、素质讲座里学点新鲜知识；老人们铆足了劲儿垦地，想着为前线的战士们多捐点粮。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军民自力更生，不但没有缺衣少食，反而铸就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何克访问西北前线的晋察冀边区时，被共产党人精湛的组织能力、团结一心的革命精神所触动。后来，何克赴宝鸡任西北“工合”办事处的英文秘书，负责考察和宣传，争取更多的国际关注和援助。自此，何克开始为“工合”奔波，辗转陕、甘、晋、豫地区考察合作社开展情况。在他所著的《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和书信当中，他从不吝啬对中国共产党的赞美、对革命红区人们精神的赞颂。何克以其脚步丈量中国，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报道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述写“工合”运动的进展与成就，感悟和记录中国人民克服万难、勇往直前、英勇奔赴新生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1940年底，“工合”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建立了近2000个工业合作社。但是，“工合”运动如火如荼地全面铺开和有知识、有素质的管理人员的缺乏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突出。艾黎意识到：唯有将“工合”转向“工合”教育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事不遂人愿，各地培黎学校因战争、资金、教员能力和生源等问题停办。为保存“工合”教育仅存的火种，1942年3月何克临危受命，接任宝鸡凤县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的第九任校长。
　　运行一年有余的学校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没有有效的办学计划、办学条件艰苦、教员离职、学生身患疾病等等。每个人都在叩问“工合”教育的明天在何处？何克深感责无旁贷：“现在我自己终于也可以为学校做些事情。”此时的何克，经过延安精神的洗礼，已经感知到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力量，准备好迎接千难万险。
　　何克没有立即重整教育教学，而是“像父母一样照顾学生，直到他们以校为家，以‘工合’为家”。他带着学生们一起修围墙、开菜园、挖窑洞、建立基本的教学设施；他关心学生成长，带领他们共同参与学校建设，“这些共同经历对学校凝聚人心产生了积极作用”。两三个月后，学校发展迎来崭新面貌，离职的老师和孩子返回学校，学生人数上升到35名，到秋天又增加到60多名。
　　可是，长久的落后和屡次惨败已经挫败了国人的筋骨，不少人主张效仿西方教育模式。艾黎与何克力排众议，坚持在教学中贯穿他在红色中国领悟到的“民主”精神，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类学生工作部，把学生教育融入学校管理决策；他带着大家唱抗战歌曲、开办健康讲座、培养纪律意识；他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参与实习或车间实践。此外，何克始终不忘革新技术，指导学生前往各合作社学习，随后再把学到的新技术补充进教育教学计划中。何克凡事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鼓励实践、激发创新，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学探索，逐步完成基于校本经验的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工合”教育模式的构建。
　　就在培黎工艺学校发展一切向好时，国民党当局却将培黎学校视为反面教材欲加迫害。同时，宝鸡双石铺也已暴露。此时此刻，守住“工合”教育仅存火种显得尤为重要。运行良好的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的教工与学生人数不少，机床等各类机器体积庞大，搬迁实属不易。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何克与艾黎毅然决定搬迁。1945年1月，何克带领着培黎最后一批师生，一路长途跋涉，冒着西北冬季的严寒与风沙，历经50余天，最终到达山丹。
　　1945年7月，在侵华日军即将投降前，何克在山丹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培黎和他护之周全的师生，把青春和生命定格了在了甘肃山丹，成为矗立在绿水青山中的红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