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惜春，有不折春柳、不除窗前草的佳话，怕伤春的元气。
　　二三月份，草木新绿，我也不舍得弄坏一点点嫩枝嫩叶。院子里、山坡上、小路边，开蓝紫小花的婆婆纳、紫花地丁、蒲公英、荠荠菜……慢慢地，枯索一冬的地面、山野就茵绿起来。那时候，每一棵小草、每一朵碎花、每一点叶芽，都像婴儿一般，楚楚可怜、惹人疼爱、哪怕是烦人的葎草，幼苗时，也不大舍得除掉。但是到了五六月份，草像要吃人一样长疯了的时候，每天刈草都像是一场战斗，俗称拉拉秧的葎草，生命力强大到连树都能缠死，且无论哪里都会有。
　　五年来，我坚持不用农药、除草剂，好像有点特意增加劳动强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似的。虽然不断刈草、锄草、薅草，但我的菜地里、院子周边和常走的小径，还是止不住地荒草漫长。种的菜也常被虫子吃掉。
　　我看到化肥、农药、除草剂的神奇功效，可我还是不愿用。但如果我是正经粮农、果农、菜农，这些东西我也少不得要好好使用的，大田耕种，不用是不行的。一小片试验性的菜园，长不好就长不好了，没收获也没关系，大田怎么敢让它一料没收成。
　　黄崖谷时且不说了，那时初入山野，看见什么都新鲜好奇，满院子满菜园子的草，大多都不舍得除掉，让它们和花和菜一视同仁地长，还巴不得认出每一样草。可菜怎么能长得过草呢？结果可想而知。草丛里的菜珍贵得我连西红柿和西红柿叶子、豆角和豆角叶子、辣椒和辣椒叶子一起炒了吃。
　　四五月以后，通往水台的那条小路几天不刈草，路就被草遮没了。在山谷的深处，住着一位辽宁居士，因为他住在山洞里，我就叫他岩洞师父。他上下山都要经过我的院子，大多时候手里都拿把镰刀，边走边刈草开路用的。有一天，他从山下上来，背了喷雾器和除草剂，说要打路上和院子里的草，并且建议我也用，不然，不仅院子会被草长荒，蛇虫蚊蚋也多。那是我最早见到有除草剂这种东西，仔细看了说明书，还是决定不用了。
　　山里因为退耕还林，加之村民都已迁往新村，没有庄稼地和果园，所以很少有人用农药、除草剂一类。苇河则不同，洛河两岸都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和果园，地头地畔包括河川里扔满了各种剧毒的农药和百草枯一类的包装瓶子以及废地膜、反光膜和塑料包装袋之类，看着让人心里不免担忧。我的小狗元宝、羲和和大狗金川都曾因为误食打过药的草，出现中毒症状，上吐下泻，灌了绿豆汤后，才慢慢缓过来。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除草剂的发明与广泛应用，的确大大减少了种植业人工劳动量，解放了劳动力。记忆中，小时候农村的妇女们出工，除了收种，几乎都是在锄地。现在则几乎没有人锄地了，只在草大量长上来的时候，集中打除草剂就是了。打了药的草当时看不出什么，第二天就开始全体打蔫、发黄，很快就枯死了，庄稼却没事，可以更旺盛地生长。虽然减轻了人力，但现在种地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了：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加上机器收种，样样都得花钱的。而这么做付出的生态成本恐怕更高，自然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有目共睹。
　　我坚持了几年，不用这些有害物质，但到如今也是有点坚持不住了，虫虫们太猖獗，草的生命力太强大，我有些惹不过也躲不过它们了。
　　一度，我不仅不除菜地里的草，还尝试在二荒地和生地里播种，至少下种子的地方，还是松过土、浇过水的，但结果可想而知，除了洋芋能勉强生长以外，其他种子即便能出苗，也根本就活不下来，很快就被草“吃掉”了。它们已经丧失了竞争与自养能力，对人工的培育侍养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你说这些驯养植物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植物如此，动物也是一样，当小猫小狗一代代习惯了穿衣洗澡修剪毛发，吃喂养的食物，受主人的呵护……它们觅食、捕食、自我保护以及自洁的身体功能也会慢慢丧失掉的。
　　如今，我在我的苇河挺好的。菜地里的野菜总比自己种的菜长得好，一茬一茬的灰条、苋菜、苦菜、马齿笕，边锄边捡回去吃，锄也锄不完，吃也吃不完，真是佩服它们强大的生命力。
　　人是无比两难的，在人类社会机制中所面临的选择与淘汰，以及不公正的命运，几乎是与生俱来且极其残酷的，人只能追求相对的公平、公正与自由，而不公正与不自由随时随地可遇可见，几近常态；而人在自然规律中所面临的选择与淘汰也是同样甚至更加严酷的。前者考验的是个体与族群，后者考验的则是作为物类一种的全部人类。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存在、一个事实，诚如约翰·邓恩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表达的那样，没有谁是孤立存在的，没有谁是和整体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