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篇·秋冬相交季节的巴黎（下）
　　当然，难民最为聚集的地方还是巴黎了。在我们一行离开巴黎几个月之后，香榭丽舍大街就发生了黄背心运动，而在离开一年之后，巴黎圣母院又遭了一场大火。虽然法国当局没有把这些事情和难民潮和宗教联系起来，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但是，它们应是有联系的。我在巴黎时，就已经预感到这个乱糟糟的城市，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我在巴黎圣母院门口经过，台阶上坐满了难民。行走间，不时有难民伸脚绊我一下，然后伸手要烟抽。我给一支，不行，他要两支。他将一支点着抽，另一支夹在耳朵根上。
　　英国的情形大约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有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虽然英国政府正在明智地完成着他们与欧盟的割裂，虽然他们在重建海关，但是，新华社记者告诉我，英国连续四年，出生孩子起名第一多的是“默罕默德”，英国政府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做了调查，原来，穆斯林家庭出生的第一个男孩儿必须叫这个名字。
　　对于难民潮给予欧罗巴大陆的风险，专家们用两桩历史旧事来做比照。一桩就是我上面几次提到的，摩尔人对西班牙、葡萄牙的入侵，大家知道，摩尔人占领这块地面长达六百年之久。而另一桩则是日耳曼人对于德国的占领。这些至今还没有被弄明白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外来民族（或是东斯拉夫人，或是北欧维京海盗，或是从中亚老梅尔古城来的雅利安人）来到这里，原住民收留了他们。他们的人口迅速膨胀，当人口超过原住民时，建立了拜占庭帝国。伟大的罗马帝国正是被拜占庭所取代的。
　　一位宗教问题专家在深入研究后说，当穆斯林人口超过百分之十三以后，这个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将不可逆转。欧洲诸国，现在都面临这种局面。
　　我是一个观光客，一个偶然的机会，因有一条古老道路从这里通过而来到这里，我也许不该多嘴说这些事情。我所以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是受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名叫斯文·赫定的瑞典探险家的鼓励。
　　斯文·赫定就是那个发现楼兰故城、发现小河墓地的瑞典探险家，那个探险时总喜欢住在喀什噶尔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噶办事处的先生。他的第一次中亚探险，是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穿越蒙古高原抵达新疆的。这条道路走过之后，他给中国政府一个忠告：如果不赶快修一条从蒙古高原穿过，抵达新疆的铁路，这块儿地方就有丢失的危险。
　　我们是观光客，这里我们不说这么多。当我来到巴黎圣母院门前，举手向它致敬时，巴黎圣母院正在维修，电影中的吉卜赛女郎——美丽的艾斯梅拉达，领着她的小公羊跳舞的那个地方，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难民。而在丑人卡西莫多向下伸头探望的那个窗口，虽然也有人向下探望，但那不是卡西莫多，只是正在忙碌的装修工人。
　　巴黎真是个好地方，世界的艺术之都，它为全人类提供的文化的乳汁、艺术的乳汁，大约世界上很难再有别的城市能够比拟。
　　当我在巴黎的夜间散步的时候，我想起巴尔扎克。那时候的巴黎人都知道，夜晚那个喝了太多的咖啡，穿着件睡袍，蹒跚地行走在大街上的人，是刚写完《高老头》或《搅水女人》的大作家巴尔扎克。同时，我还想起左拉，那个用鹅毛笔写出《我控诉》的充满正义感的作家；想起福楼拜，想起莫泊桑，想起开一个家庭沙龙，把巴黎城的所有男艺术家都弄得神魂颠倒的、被称作贵妇兼荡妇的乔治·桑；想起写作《卡门》的梅里美；想起留两撮小胡子，短短胖胖的，从莫斯科偷偷溜过来，汇入沙龙的俄罗斯大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
　　这次行程紧束，我没能前往塞纳河畔的枫丹白露森林，那里是印象派画家写生的地方，莫奈、德加、塞尚、雷诺阿、梵高等等印象派经典画家常去的地方。须知，我在写作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案头上备有两本书，它们成为我的写作指南，一本就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另一本则是英国大诗人拜伦的皇皇大作《唐璜》。前者是教会我像魔术师一样点石成金，后者则教会我气吞万里的宏大叙事。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我们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待了三天，怀着一颗虔诚之心、敬畏之心，我尽可能地去了一些过去只在书本上和传闻里知道的地方。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现在已不是青春少年。拖着旅途疲惫的两条老腿，如饥似渴感受着这艺术之都带给我的心灵的快乐，浸润在这艺术的殿堂中，我满足而快乐。
　　离开巴黎时，我们举行了一场发布会，是在巴黎市中心一幢楼房的二楼宴会厅举行的。西安的一所民办高校来这里举行了一场中国特色的舞蹈演出。高校校长叫黄藤，他穿着中式的衣服，宽袍大袖，在舞台上舞了一回太极剑。
　　嗣后，我们就告别了巴黎，前往这次“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的最后一站——英国伦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