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若谈青少年时期最值得怀念的精神享受，看电影大概是要排在前列的。那年月，看电影简直就是乡村的视觉盛宴。一说哪里放电影，往往跑几里、十几里去看。放映场多在麦场开阔地，往往是男女老幼，泱泱人海。正面无位置了，就到银幕的另一面去看。那年头片子不多，“老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是看了多遍的。
　　小时候，逢寒暑假，我总要到舅舅家住些日子。几个表兄弟待我都很好，处处让着我。记得有一回，我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想得不得了似的。表哥姚新学在大田里干了一天活了，肯定很累的，但他为了满足我，二话不说，推自行车出门，一溜烟十五华里，把我带到泾阳县电影院。那晚上演的是《红灯记》，京剧艺术片，露天场，一毛五分钱一张票，进去时已经开演了，浓眉大眼的李玉和已举着红灯唱起来了。我们是站在后边看的，尽管剧情已很熟悉，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两眼潮潮的。
　　我上高中期间，曾出席临潼县教育系统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会是在县城开的。其间有一场电影晚会，放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回到学校后，老师让我给同学们讲讲参加会议的收获，我就讲了《卖花姑娘》的故事。当我讲到被地主婆烫瞎双眼的妹妹，为减轻姐姐的负担偷偷上街卖唱“买花来哟，买花来哟……”时，教室里有了抽泣的声音；当我讲到孤苦伶仃的妹妹天天在村口哭喊妈妈和姐姐，被狠心的地主婆以阴魂附体为由扔在山沟，直到奄奄一息时，教室里哭声一片……这件事强化了我对电影感染力的认识，也使我知道自己还具有叙述故事的才能。
　　我下乡做知青的时候，先后看了《艳阳天》《创业》《春苗》《红雨》等电影，具体在哪儿看的，已记不清了。这几部片子，时代特色都很鲜明，都在着力塑造、歌颂英雄模范人物。在那个年代，对处于青春期、积极上进的我，这些电影鼓舞、激励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比如《创业》中的一曲旋律，我就哼唱了好多年；而那句“人没压力轻飘飘，井没压力不喷油”，就好像刻入脑子似的，前些日在鼓励孩子用功学习时，还顺口说了出来。
　　1977年春天，我被招工进了陕西一家化工单位，单位安排我到专案组工作。一次，出差到铜川一个建筑公司搞“外调”（即外出调查）。住下的当晚，该公司放电影。一溜溜砖块散散地垒摆在场地上，垫张报纸就是座位。夏天，穿着前露趾后露踵的凉鞋。看的什么电影已忘记了，只记得看着看着，觉得有人挠、掐我的脚后跟。扭头一看，看到了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我后来看复映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见祝希娟扮演的吴琼花，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四目相对，她并不羞怯，倒是我先收回了目光。于是，我扭过头继续看电影，她也没有再挠、掐我，直到电影结束。散场时，大灯一亮，我才看清她的模样，十七八岁，辫子粗而黑。于是，大眼睛对着我似嗔非嗔地一瞪，粗辫子一甩，风摆柳般走开了。事后回味。我有了女孩儿若胆大起来，会让你惊心动魄的认识。
　　1978年春天，我走进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学校周末常在灯光球场放电影，自带方凳去看。然而，我不满足。于是，常常在星期天，骑着自行车进城去看。那时候，西安各大影院放的影片往往不一样，事先在晚报的中缝上看、抄了影讯，按放映时间排序，一场接一场地看。比如，上午在南大街的光明电影院看完一场，在附近的饭馆里花一毛多钱吃一碗面，再到竹笆市阿房宫电影院看第二场，接下来到西大街的群众电影院或北大街的和平电影院看第三场。出来后到附近饭馆里再吃一碗面，回学校或看第四场。最高纪录是一天连着看了五场，回到学校已是晚上熄灯时分。有次在阿房宫电影院，买票时人多拥挤，无意中见一个小伙子瞅着我看，没有在意。进场后坐在边排靠后的位置。电影开演后，觉察有穿大衣的人从身边走过，好像还停留了一下，但眼睛一直被前方的银幕吸引着。出影院后才发现上衣兜被人掏了，丢了学生证和夹在里面的近十块钱。十块钱对当时的我而言，算一个不大不小的损失。而学生证丢了就有些麻烦，得劳神补办。正打算补办之际，辅导员老师找我了，说是有人捡了我的学生证，送到校办了。